2016年12月5日河南继春律师事务所于继春律师接受大河报记者采访：庙李村被称为郑州的三大城中村之一，这里曾经住着十几万的“郑漂”，随着城中村改造的进行，庙李村早已“人去村空”，只剩下一栋栋待拆的废弃楼，但是在这些密密麻麻的废弃楼里，仍有不少来郑务工的民工栖身。11月29日夜里，一名来自杞县民工，从一栋废弃楼的三楼，坠楼身亡。

安军委在庙李村已经住了八年，今年年初，庙李村开始拆迁后，安军委没有搬走，他在村里一栋废弃待拆的房子里又住了半年多，直到11月29日晚上，他从这栋楼里坠亡。

安军委今年47岁，是杞县付集镇安庄村人，八年前来郑州，平时以打零工维持生计。

“干一个活儿，挣个几百、一千块钱，下一个活儿还不知道到啥时候了”，安军委的外甥段均伟，原来和安军委住在一起，庙李拆迁之后，段均伟搬到了附近一个地下室仓库里住，安军委因为没钱租房，就找到了村子南边一栋还没拆的废弃楼栖身。

安军委的上一个活儿是一个星期前，和段均伟一起帮人铺地砖，干完后一直闲着。

安军委坠亡时，王秀梅(化名)就在身边。王秀梅是兰考县人，右腿自小有残疾，跟随丈夫在郑州生活多年。半年多前，她在一个棋牌室遇到了安军委，此后便与安军委“相好”，时常接济他。

11月29日晚上，多日没工作的安军委，和几个杞县老乡在附近一个羊肉汤馆聚餐，中间喝了些白酒。

酒后，王秀梅骑电动车送安军委回到废弃楼下，安军委摇摇晃晃地上楼，王慧丽停好车在后面跟着，“我上到二楼，他上到二楼半，摇摇晃晃，上到第四个台阶时候，没踩住，往后倒了几步，直接从“窗户”掉下去了”。

在二楼半的楼梯平台，墙上原本的大窗户早已被拆掉，楼下的地面上满是水泥碎块，安军委从这里坠下，摔在水泥地上死亡。

安军委坠亡的废弃楼，位于丰庆路与博卉路路口西侧，虽然整片楼外都有施工围挡围着，但此前留有多处出入口，事发后第二天才全部封死。但没过多久，就又有人在围挡与墙之间弄开一个缺口，容一人侧身通过。

在这片废弃楼里，还住着四五十个民工。

安军委住在其中一栋废弃楼的三楼，原本是个一室一厅的户型，现在屋内门窗早已被拆，四处通风，外间摆着一个简单的小饭桌和几个碗，屋子一角是一个几块砖头垒的简易灶台，上面放着一口炒锅。里间摆着一张破旧的木床，床头小桌上粘着一枝蜡烛，地上一个塑料袋里，放着安军委做工用的滚轮和瓦刀，以及他的旧衣服。床上原本有王秀梅给安军委买的被褥，在安军委坠亡之后，被子和褥子都被同楼的民工悄悄拿走自己盖了。

安军委住的这栋废弃楼，从一楼到五楼都住有人，几乎都是安军委的杞县老乡。附近的其他的楼栋也一样，都是老乡或者熟识的人聚居在一起，随便打个地铺，捡来几把椅子，盖一床破旧的铺盖，就成了晚上的栖身之所。

白天，这些人就在路口等活儿。

博卉路与丰庆路口，是一个自发形成的小劳务市场，平时总有几十号人聚在这里等活儿，有一些小公司或工程队揽下活儿后，人手不够，就会到这里找人。被挑走的人三五天干完之后，就回来再等下一个活儿。

来自息县的老谢已经五十岁了，没有结婚，在郑州呆了近二十年。他睡过小广场，睡过立交桥下。几个月前听人介绍，来到这儿睡在废弃楼里，“挣不住钱，也存不住钱，这一片很快也要扒了，扒了还得再找一个”。

老谢说，住在废弃楼里的人，都是没挣到钱的，既不想回家，又没钱租房，“熬一天是一天”。

村委会将进行清查和劝离

安军委坠亡后，老家的四哥安西生匆匆赶来郑州处理后事，还带来了安军委15岁的儿子安金玉。

此前，安金玉已经一年多没见到父亲了。父母离异后，父亲来郑州谋生，安金玉跟着姥爷生活，读书，一两年才见父亲一面。

这个15岁的孩子根本想不到父亲就住在这样的环境里，坐在父亲的床上看着父亲吃剩下的半碗饭，发了半天的呆。

“就这一个劳力，说没就没了，叫这老的、小的以后咋过?”安西生认为，他弟弟在这废弃楼内坠亡，“主管部门没有设专人看管，围挡不全留有多处门洞，无人管理，造成了事故的发生”，应该有人来负责任。

庙李村一位村委委员李先生认为，庙李村的拆迁自今年4月份开始后，拆迁指挥部在整片待拆区域外都设立了围挡，另外，负责拆楼的施工承包方也派有专人在四处巡逻，坠亡的民工“不是三五岁的小孩儿，私自进到废弃楼里，出了事故和村里没有关系”。

与此案无关的河南继春律师事务所于继春律师认为，从事发经过来看，当事人是自己酒后不慎坠落的，管理方没有具体的行为，也不存在过错。另外，当事人作为一个成年人，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应当知道事发楼栋是等待拆迁的区域，是不允许住人的，即便是围挡有缺口，管理方的管理存在瑕疵，但对一个成年人来说，并不构成法律过错，和其坠亡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在这起事故中，施工方和管理者都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责任。

对于现在还住在废弃楼里的民工，庙李村委会的李先生说，下一步他们将对废弃楼进行排查，对住在这里的民工进行劝离，避免今后再发生意外。

（来源：大河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