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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本站 | 时间：2017-11-30 05:59:42 | 阅读：1733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
（法释〔2017〕16号）
为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结合人民法院审判实践，现就公司决议效力、股东知情权、利润分配权、优先购买权和股东代表诉讼等案件适用法律问题作出如下规定。
第一条 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第二条 依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原告，应当在起诉时具有公司股东资格。
第三条 原告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不成立、无效或者撤销决议的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对决议涉及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依法列为第三人。
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其他有原告资格的人以相同的诉讼请求申请参加前款规定诉讼的，可以列为共同原告。
第四条 股东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符合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会议召集程序或者表决方式仅有轻微瑕疵，且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五条 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
（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
（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
（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
（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 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被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或者撤销的，公司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
第七条 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七条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起诉请求查阅或者复制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公司有证据证明前款规定的原告在起诉时不具有公司股东资格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原告有初步证据证明在持股期间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请求依法查阅或者复制其持股期间的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除外。
第八条 有限责任公司有证据证明股东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股东有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不正当目的”：
（一）股东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主营业务有实质性竞争关系业务的，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
（二）股东为了向他人通报有关信息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
（三）股东在向公司提出查阅请求之日前的三年内，曾通过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向他人通报有关信息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
（四）股东有不正当目的的其他情形。
第九条 公司章程、股东之间的协议等实质性剥夺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七条规定查阅或者复制公司文件材料的权利，公司以此为由拒绝股东查阅或者复制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条 人民法院审理股东请求查阅或者复制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案件，对原告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的，应当在判决中明确查阅或者复制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时间、地点和特定文件材料的名录。
股东依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查阅公司文件材料的，在该股东在场的情况下，可以由会计师、律师等依法或者依据执业行为规范负有保密义务的中介机构执业人员辅助进行。
第十一条 股东行使知情权后泄露公司商业秘密导致公司合法利益受到损害，公司请求该股东赔偿相关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根据本规定第十条辅助股东查阅公司文件材料的会计师、律师等泄露公司商业秘密导致公司合法利益受到损害，公司请求其赔偿相关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第十二条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未依法履行职责，导致公司未依法制作或者保存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七条规定的公司文件材料，给股东造成损失，股东依法请求负有相应责任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第十三条 股东请求公司分配利润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
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其他股东基于同一分配方案请求分配利润并申请参加诉讼的，应当列为共同原告。
第十四条 股东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有效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公司拒绝分配利润且其关于无法执行决议的抗辩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公司按照决议载明的具体分配方案向股东分配利润。
第十五条 股东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但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除外。
第十六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因继承发生变化时，其他股东主张依据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七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不同意的股东不购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视为同意转让。
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其他股东主张转让股东应当向其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转让股权的同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转让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转让股东依据本规定第二十条放弃转让的除外。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在判断是否符合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三款及本规定所称的“同等条件”时，应当考虑转让股权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及期限等因素。
第十九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主张优先购买转让股权的，应当在收到通知后，在公司章程规定的行使期间内提出购买请求。公司章程没有规定行使期间或者规定不明确的，以通知确定的期间为准，通知确定的期间短于三十日或者未明确行使期间的，行使期间为三十日。
第二十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转让股东，在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后又不同意转让股权的，对其他股东优先购买的主张，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其他股东主张转让股东赔偿其损失合理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第二十一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其他股东仅提出确认股权转让合同及股权变动效力等请求，未同时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他股东非因自身原因导致无法行使优先购买权，请求损害赔偿的除外。
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因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可以依法请求转让股东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通过拍卖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适用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或者第七十二条规定的“书面通知”“通知”“同等条件”时，根据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确定。
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转让有限责任公司国有股权的，适用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或者第七十二条规定的“书面通知”“通知”“同等条件”时，可以参照产权交易场所的交易规则。
第二十三条 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的，应当列公司为原告，依法由监事会主席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代表公司进行诉讼。
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对监事提起诉讼的，或者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对他人提起诉讼的，应当列公司为原告，依法由董事长或者执行董事代表公司进行诉讼。
第二十四条 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条件的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直接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他人提起诉讼的，应当列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条件的其他股东，以相同的诉讼请求申请参加诉讼的，应当列为共同原告。
第二十五条 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直接提起诉讼的案件，胜诉利益归属于公司。股东请求被告直接向其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六条 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直接提起诉讼的案件，其诉讼请求部分或者全部得到人民法院支持的，公司应当承担股东因参加诉讼支付的合理费用。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
本规定施行后尚未终审的案件，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或者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规定。
依法保护股东权利 促进规范公司治理——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就《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罗书臻
8月2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解释》），就此，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问：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提出要适时出台司法解释，加强对中小股东权利保护，增强社会投资的积极性。《解释》在落实该意见要求，加强对中小股东权利保护方面作出了怎样的规定？
答：对少数投资者的权利保护是评价营商环境的重要指标。为贯彻中央重大部署，最高人民法院于前不久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特别强调了对中小股东权利的司法保护。发布实施《解释》，正是深化落实该意见的重要举措。
由于中小股东在公司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公司法对股东权利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小股东权利的保护。《解释》聚焦表决权、知情权、利润分配权、优先购买权、监督权等五个方面的股东权利，努力加强对股东权利的司法救济。一是全面系统覆盖救济领域。股东权利具有丰富的多层次的内涵，具有很强的体系性。加强对股东权利的司法救济，必须全面系统地解决相关法律问题。为此，《解释》既加强了对表决权等共益权的司法救济，也加强了对利润分配权等自益权的司法救济；既涵盖了实体权利的救济，合理平衡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利益，也充分考虑了公司诉讼程序的独特性，就当事人诉讼地位等程序问题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既包括对知情权等手段性权利的保护，也完善了对利润分配请求权等目的性权利的司法救济。二是突出重点解决救济难题。《解释》始终坚持问题导向，重点解决在股东权利纠纷中存在的法律适用难题。比如第四条规定了决议不成立之诉，解决了现有决议效力瑕疵诉讼案由不完善，对股东表决权救济不足的难题；第九条肯定了股东法定知情权的固有权属性，解决了该权利被实质性剥夺或者让渡时，股东难以对利润分配权、表决权有效救济的难题，等等。三是积极探索完善救济途径。对一些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但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解释》力图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探索强化对股东权利的救济。比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依法履行制作保存公司文件资料，从根本上损害股东法定知情权时，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相应的救济途径。《解释》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赔偿责任的规定，在第十二条规定了相应的赔偿责任。再如，由于司法介入公司利润分配缺乏公司法上的直接依据，《解释》立足公司法原理，依据公司法第四条、第二十条等规定，在第十五条规定了司法介入公司利润分配的特定情形。总之，《解释》的发布施行，将指导人民法院更加准确适用公司法，充分发挥公司法功能，依法保护股权，为广大公司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问：公司已经成为我国企业的主要类型。广大公司非常关注审理公司治理纠纷的相关司法政策。《解释》以规范公司治理为核心内容，发布施行后将对公司治理的法治化有何重大影响？
答：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股东权利的行使是公司治理的基础和主要内容。《解释》以股东权利为主线，亦即以规范公司治理为核心内容，涵盖决策、执行、监督等公司治理的各个方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完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决议效力瑕疵诉讼机制，促进公司决策的规范化。第二，加强股东知情权保护，完善股东代表诉讼机制，为股东监督公司经营提供司法保障。第三，完善股东之间的利润分配等利益冲突解决机制，避免和化解公司僵局。
《解释》发布施行后，对公司治理的法治化将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一是促使公司更加依法尊重中小股东权利。《解释》加强对中小股东权利的司法救济，将对大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损害甚至剥夺中小股东的表决权、知情权、利润分配权等行为依法予以必要遏制，引导公司更加公平地对待中小股东。二是促使公司更加注重公司程式。公司内部活动的程序和形式，在公司治理中既有其独立的价值，也对保障公司治理的公平性具有重要意义。《解释》十分重视对违反公司程式的瑕疵救济。比如，完善了决议可撤销、决议不成立等法律适用规则，将促使公司严格遵守法律和公司章程对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的规定，以避免决议效力受到影响。三是促使公司更加重视公司章程和公司自治。《解释》始终坚持对公司章程和公司自治的尊重，尽可能减少司法介入，在多处规定“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还在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限等问题上肯定了章程规定的优先效力。这些规定将促使公司更加重视公司章程的“意思自治”，逐步改变公司章程千篇一律的现状，使公司治理实现规范化与个性化的统一，有效提高公司治理的内在活力。
问：公司治理纠纷发生后，往往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一定消极影响。《解释》如何在保护股东权利与维护公司稳定经营之间实现利益平衡？
答：公司法的适用涉及公司、股东、董事、债权人、职工等诸多主体利益的冲突，同时也关系到公法与私法、公司利益与社会责任、股东权益与公司发展等相互关系的协调。因此，如何实现不同主体和各类关系的利益平衡是公司法适用的永恒主题。以股东和公司的关系为例，股东权利与公司稳定经营和长远发展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也可能由于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经营管理层之间的分歧而发生冲突。股东依法行使权利是健全公司治理的基础，而股东权利的滥用又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秩序。贯彻好利益平衡原则，做到既依法保护股东权利，又不给公司经营增加不必要的干扰，是我们制定《解释》过程中始终努力追求的目标。一是立足于保护股东的实际诉讼利益，同时尽可能防止滥诉。比如，《解释》既规定了决议可撤销制度，同时又规定了裁量驳回制度，防止股东滥用可撤销之诉，干扰公司正常经营。再如，《解释》既依法保障股东的诉讼权利，又明确、合理地界定了相关诉讼的原告范围，正确掌握诉的利益原则在公司诉讼领域中的识别方法和判断标准，尽可能减少对公司治理的干预。二是尽可能采取列举式的规定，增强公司诉讼的可预期性，引导规范公司治理，减少公司纠纷案件。比如，关于决议不成立、股东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不正当目的等等，均列举了若干具体情形，增强了《解释》的可操作性。三是尽可能尊重公司自治，穷尽公司内部救济，仅规定有限的司法介入。由于在资本民主的前提下，股东之间力量和地位的不平衡，经常会导致公司自治失灵，因此司法审判适度介入公司自治，维护公司内部的实质公平正义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必须防止司法过度介入公司自治。比如，就公司利润分配纠纷，《解释》坚持以公司决议分配为原则，仅规定了有限的例外情形，即有限责任公司和未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滥用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情形下，人民法院方可判决公司作出分配决议，甚至强制分配。四是尽可能适用共同诉讼和第三人制度，既保护股东诉权，又减少公司诉累。
如通过将诉讼请求相同的诉讼合并为一个共同诉讼，或者将与诉讼标的在法律上有利害关系的公司或者股东安排为第三人，从而在不影响股东诉权行使的情况下，尽可能提高诉讼效率，以最小的诉讼成本解决纠纷，实现公司诉讼中公正与效率的统一。
问：获取投资收益是公司股东出资的最终目的，因此广大投资者对《解释》关于公司利润分配的规定非常关注。能否介绍一下相关规定及其基本原理？
答：由于股东投资的最终目的就是获得投资收益，因此利润分配权是股东权利的核心。在公司法理论上，股东的利润分配权分为抽象的利润分配权和具体的利润分配权。所谓抽象的利润分配权，是指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进行决算后，股东依据公司的决定获取相应红利的权利。由于公司是否有利润可分配和是否分配利润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抽象的利润分配权属于期待权，但同时又是股东所享有的一种固有权，公司章程或公司机关不得剥夺或限制。所谓具体的利润分配权，是指公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对有关利润分配事项作出决议后，股东所享有的分配请求权。因此，请求公司分配利润是股东的固有权利，但是否以及如何进行利润分配，既属于公司发展谋略和商业判断的范畴，更取决于公司是否具备可分配利润等现实情况，具有不确定性。因此，通常情况下，司法审判不宜亦难以介入公司利润分配。股东不能提供载有具体分配方案的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有效决议的，对其关于分配公司利润的请求，人民法院原则上不予支持。同时，《解释》第十五条亦规定了有限的除外情形，即在公司依法具备可分配利润，且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股东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就公司利润分配予以适当救济。
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就《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答记者问
（最高人民法院 2011年）
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接受了记者采访。
问：请谈谈制定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背景和目的？
答：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可诉性大大增强，公司参与者间的很多纠纷都可以由法院进行裁判。但是，《公司法》对一些制度仅进行了概括性、原则性的规定，而缺乏更具体、更明确的操作规范，法院在审理公司诉讼案件时常常无据可依。近年来，我们尤其发现有关公司资本的形成与维持、股权投资者之间利益的平衡、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公司设立过程中债务的承担等方面涉及的问题较多，对各方主体利益影响也较大。但《公司法》对上述问题的规定却相对简略，导致法律适用上的分歧较多，处理上的难度较大。一些地方法院为克服《公司法》存在的上述问题，以指导意见、会议纪要等形式制定了一些规范性文件，用以指导当地公司诉讼案件的裁判，这些规范中，有的意见和措施合法合理，我们可以总结吸收后在更大范围内指导司法实践。有的作法则值得商榷，需要更权威的规范进行明确。
为在司法实践中正确理解和贯彻《公司法》的精神和原则，明确并统一法律的适用，我们着眼审判实践的需要、根据既有的立法规定、结合成熟的学说观点，制定了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以对上述问题进行规范。解释（三）具体从如下六个方面进行设计：一是落实公司成立前债务的责任主体；二是确立典型非货币出资到位与否的判断标准及救济方式；三是界定非自有财产出资行为的效力；四是明确未尽出资义务（包括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和抽逃出资的认定、诉讼救济的方式以及民事责任；五是规范限制股东权利的条件和方式；六是妥善平衡名义股东、股权权属的实际享有者以及公司债权人间的利益。这些问题在实践中普遍存在，而在理论上较为疑难，所以我们在制定过程中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并召集了公司法专家和经验丰富的法官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征求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等国家机关的意见，通过吸收各方意见，形成了目前解释（三）的规定。通过这些规定，我们认为可以实现以下效果：一是具体落实公司不同参与者的义务和责任，制约公司参与者的不诚信行为，促进公司依法规范设立及运营；二是促使公司资本的稳定与维持，为与公司交易的第三人的利益提供保障；三是按照商法规律正确解决一些在实践中长期存在分歧的问题，依法引导各级法院树立商法意识，强化商法理念，妥善审理公司诉讼案件。
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公司设立阶段发起人订立的合同的责任承担是怎样规定的？
答：发起人是设立中公司的机关，承担公司筹办事务。在公司设立阶段发起人对外订立的合同有的是为了设立公司即为了公司利益，有的则可能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一般来讲，前一类合同中的责任应当由公司承担，后一类合同中的责任应当由发起人自己承担。但是实践中，上述合同的相对人往往并不能确切地知道该合同是为了实现谁的利益，也不知道合同最终的利益归属，所以如果按照利益归属标准来确定合同责任主体，将使合同相对人的利益面临较大风险。为了适当降低合同相对人的查证义务、加强对相对人利益的保护，公司法司法解释（三）总体上按照外观主义标准来确定上述合同责任的承担。
具体来讲：其一，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订立的合同，由于对相对人而言合同中载明的主体是发起人，所以原则上应当由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另一方面，如果公司成立后确认了该合同、或者公司已实际成为合同主体（即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而且合同相对人也要求公司承担责任，这表明公司愿意成为合同主体且合同相对人也愿意接受公司作为合同主体，此时由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符合合同法的一般原理，故我们规定可以由公司承担合同责任；其二，发起人在公司设立阶段以设立中公司名义订立合同，由于合同中载明的主体是设立中的公司，所以原则上应当由成立后的公司承担合同责任。但是，如果公司有证据证明发起人是为自己利益而签订该合同，且合同相对人对此明知的，这表明发起人实质上不是以公司作为合同主体、合同相对人也明知公司不是合同主体，故此时不应由成立后的公司承担合同责任。所以我们规定公司有证据证明发起人存在上述情形且相对人非善意时，公司不承担合同责任，此时合同责任仍由发起人承担。
问：非货币财产出资在实践中存在哪些问题？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其是如何规范的？
答：《公司法》许可股东用一定的非货币财产出资，但没有明确规定非货币财产出资的相关标准及程序。实践中围绕非货币财产出资产生的纠纷较多，主要包括：1、用于出资的非货币财产未进行价值评估，公司或其他股东等请求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2、股东对用于出资的非货币财产不享有处分权，较为常见的是股东将他人所有的财产用于出资，该财产的真实权利人请求认定出资行为无效；3、非货币财产出资没有实际、完全地到位等。由于非货币财产是公司资本的组成部分，所以其存在的上述问题将影响公司资本的充实，对公司利益和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都存在不利。为保障公司资本的充实和维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非货币财产出资进行了专门规范。
首先，未评估作价的非货币财产由于其实际价值是否与章程所定价额相符并不明确，在当事人请求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时，我们认为此时法院应委托合法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然后将评估所得的价额与章程所定价额相比较，以确定出资人是否完全履行了出资义务。这种由法院委托评估的方式既可以便捷地解决纠纷，也可以尽快落实公司资本是否充实。
其次，设定了非货币财产出资到位与否的司法判断标准，尤其是对于权属变更需经登记的非货币财产，我们坚持权属变更与财产实际交付并重的标准。即：该财产已实际交付公司使用但未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在诉讼中法院应责令当事人在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办理权属变更手续。在该期间办理完前述手续后，法院才认定其已履行出资义务。另一方面，出资人对非货币财产已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但未实际交付公司使用的，解释（三）规定法院可以判令其向公司实际交付该财产、在交付前不享有股东权利。这些规定旨在敦促出资人尽快完全履行出资义务，保证公司资本的确定。同时，对用土地使用权、股权这些较为常见的非货币财产出资的，解释（三）也规定了出资义务履行的认定标准。
再次，我们认为出资人用自己并不享有处分权的财产进行出资时，该出资行为的效力不宜一概予以否认。因为无权处分人处分自己不享有所有权（处分权）的财产时，只要第三人符合《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条件，其可以构成善意取得，该财产可以终局地为该第三人所有。而出资行为在性质上属于处分行为，出资人用非自有财产出资，也属于无权处分，那么在公司等第三人构成善意的情形下，其也应当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这有利于维持公司资本，从而保障交易相对人的利益。所以解释（三）规定以不享有处分权的财产出资的，出资行为的效力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而对实践中出资人用贪污、挪用等犯罪所获的货币用于出资的，尤其应防止将出资的财产直接从公司抽出的做法，此时应当采取将出资财产所形成的股权折价补偿受害人损失的方式，以保障公司资本之维持、维护公司债权人利益，所以解释（三）明确规定此时法院应当采取拍卖或变卖的方式处置该股权。
问：督促股东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保障公司资本的充实是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一个重要目的，解释（三）具体是通过何种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的？
答：出资义务是股东对公司最基本的义务，股东未尽出资义务既损害公司利益，也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督促股东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是本解释（三）的一个重要任务。前面谈到的我们设定非货币财产出资到位的判断标准，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促使出资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总的说来，在促使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方式上，解释（三）表现出了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其一，拓宽了出资民事责任的主体范围。第一，将《公司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对股份公司场合中其他发起人的连带出资义务也适用到有限责任公司场合，即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如果未按章程规定缴纳出资的，发起人股东与该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第二，规定增资过程中股东未尽出资义务的，违反勤勉义务的董事、高管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三，由于协助股东抽逃出资行为的非法性更甚于未尽勤勉义务催收资本的行为，所以我们规定抽逃出资时协助股东抽逃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管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应承担连带责任；第四，规定在第三人代垫资金协助出资人设立公司、双方约定验资成立后出资人抽回资金偿还该第三人的情形下，在出资人不能补足出资时，该第三人应与出资人承担连带责任；第五，未尽出资义务的股东转让股权时，知道该未尽出资义务事由仍受让股权的受让人应当与该股东承担连带责任。
其二，明确并拓宽了请求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主体范围。股东未尽出资义务时，《公司法》没有明确谁可以请求股东履行义务，一般认为公司当然可以请求。本解释（三）则明确并拓宽了原告的范围。第一，明确了公司可以提出请求；第二，规定了其他股东可以行使诉权，可以要求该股东或其他发起人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要求抽逃出资的股东或协助人员返还出资；第三，很多情形下也规定了债权人可以提出请求，要求未尽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责任，也可以要求公司发起人与该股东一起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还可以要求抽逃出资的股东承担同样的责任。
其三，明确了股东未尽出资义务时的责任包括利息责任。即股东未尽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时，该笔出资所产生的利息损失也属于股东等责任人的赔偿范围。另一方面，解释（三）也明确规定了股东等责任人对公司、对公司债权人的此种责任是一次性的责任，而不是重复责任，股东等责任人向公司或债权人已经承担前述责任后，公司或公司其他债权人不得再次请求其承担同样的责任。这一规定可以解决实践中对此存在的分歧。
其四，限制了股东在出资民事责任中的抗辩。首先是诉讼时效抗辩的限制，明确规定股东的出资义务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未尽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的股东，不得以该义务已经过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其次是身份抗辩的限制，即股东不得以自己仅为名义股东来抗辩出资义务的履行，即使其为名义股东，我们认为其也应履行出资义务。
问： 除了上面谈到的以诉讼的方式促使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外，解释（三）是否还规定了其他的方式？
答：股东未尽出资义务，利害关系人可以以诉讼的方式维护相应的利益。但诉讼毕竟不是一种经济便捷的方式，本解释（三）在制定过程中也充分考虑了这一问题，并在实质上确认了公司的一些更直接的救济方式。主要体现在：
其一，为保障股份公司资本尽快充实，实质上授予了发起人的另行募集权。本解释（三）第六条规定股份公司认股人到期未缴纳出资，经发起人催缴后逾期仍不缴纳，发起人向他人另行募集该股份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募集行为有效。
其二，从司法上认可了公司对未尽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的股东所设定的权利限制。股东未尽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如果仅允许公司采用诉讼的方式来充实资本，实际上并不利于公司合法权益的尽快实现，也容易放纵该股东违反法定出资义务的行为。我们认为此时有必要赋予公司更积极的权利及救济方式，以促使股东的出资尽快到位。对此，我们借鉴了境外一些公司法所规定的股东权利限制制度，明确规定公司通过公司章程或股东会决议，对前述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进行相应合理限制的，人民法院不得否认该限制的效力。
其三，总体上确认了股东资格解除规则、并设定了相应的程序规范。实践中有的公司虽采取前述手段但股东仍不履行出资义务，为了保障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利益，我们在股份公司的场合规定了发起人的另行募集权，相应地，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场合，本解释（三）规定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解除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资格的，人民法院不得否定该解除行为的效力。这实际上认可了公司对该股东资格的解除。由于这种解除股东资格的方式相较于其他救济方式更为严厉，也更具有终局性，所以我们将其限定在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的场合。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部分出资的股东不适用该种规则。股东资格解除后，由于该股东所认缴的出资依旧处于空洞状态，为向公司债权人传达更真实的资本信息、保证债权人利益，此时法院应当向公司释明：要么将资本中该股东未出资部分的“空洞”数额减下来、即减资，要么将该“空洞”补起来、即由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缴纳，这些是公司后续的义务。
以上规定有利于公司通过非诉讼的方式积极地行使权利，以保障公司资本尽快充实。
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为什么要专门规制抽逃出资？
答：抽逃出资是严重侵蚀公司资本的行为，《公司法》明文禁止股东抽逃出资。实践中，有的股东采取各种方式从公司取回财产，这些行为往往具有复杂性、模糊性和隐蔽性等特点，但由于《公司法》没有明确界定抽逃出资的形态，也没有明确规定抽逃出资的民事责任，这使得这些行为中哪些构成抽逃出资常常难以判断，当然也就更难认定行为人的民事责任。从目前的情况看，各地法院对股东抽逃出资的认识分歧较大，没有形成统一的认定标准。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当前股东抽逃出资主要采取直接将出资抽回、虚构合同等债权债务关系将出资抽回、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等方式，这些行为常常是故意、直接针对公司资本进行的侵害，但又囿于举证的困难使得其在个案中很难被认定。为了保障公司资本的稳定与维持、同时便于法院具体操作，有必要作出统一的规定对这些行为予以否定，并由行为人承担相应责任。我们在本解释（三）中对抽逃出资进行了明确界定，将实践中较为常见的一些资本侵蚀行为明确界定为抽逃出资，在此基础上我们又规定了抽逃出资情形下的民事责任。由于抽逃出资导致的法律后果与未尽出资义务导致的法律后果基本相同，所以我们对抽逃出资的民事责任作了与未尽出资义务的民事责任基本相同的规定。
需要说明的是，也有观点认为法院不应推定出资人上述从公司获得财产的行为必然都是故意、直接地针对“资本”进行侵害，有的可能是侵害公司“资产”，而侵害公司资产的行为应当通过侵权行为制度或关联交易制度来解决，与抽逃出资关系不大。这些行为有些不会对公司资本造成损害，不属于抽逃出资。经反复研究，考虑到实践中有的出资人在出资后采取各种方式获得公司资产，而目前《公司法》中并未建立完善的关联交易制度，且这些行为通常都有损资本的维持，所以我们目前仍然保留了对抽逃出资的界定和列举。
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除了督促股东依法履行出资义务之外，在股东权利的保障上是否有相应的规定？
答：一般认为，股东向公司依法缴纳出资后，就履行了其对公司的义务。股东也当然应当从公司获得相应的权利，公司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将股东的名称在相关文件上登记记载等。这些内容实际上也是公司对股东的义务。实践中，很多公司并未依法履行这些义务，这既侵害了股东的权益，也会给股权的稳定性产生影响。故我们在解释（三）中规定，公司未尽上述义务时，股东有权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履行该义务。我们认为这些规定一方面有利于保障股东权益，另一方面还有利于督促公司规范管理和经营，依法置备法律所要求的各类文件资料，切实避免相关纠纷。
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为什么要对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进行规定？对该双方间的利益平衡有怎样的考虑？
答：商事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公司相关文件中记名的人（名义股东）与真正投资人（实际出资人）相分离的情形并不鲜见，双方有时就股权投资收益的归属发生争议。我们认为，如果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约定由名义股东出面行使股权，但由实际出资人享受投资权益时，这属于双方间的自由约定，根据缔约自由的精神，如无其它违法情形，该约定应有效，实际出资人可依照合同约定向名义股东主张相关权益。故我们在解释（三）作了此种规定。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名册中的记名，是名义股东（即记名人）用来向公司主张权利或向公司提出抗辩的身份依据，而不是名义股东对抗实际出资人的依据，所以名义股东不能据其抗辩实际出资人。同样，《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虽然规定未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但我们认为在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就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名义股东并不属于此处的“第三人”，所以名义股东不得以该登记否认实际出资人的合同权利。
在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间，实际出资人的投资权益应当依双方合同确定并依法保护。但如果实际出资人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等，此时实际出资人的要求就已经突破了前述双方合同的范围，实际出资人将从公司外部进入公司内部、成为公司的成员。此种情况下，参照《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我们规定此时应当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
问：在存在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的情形下，如何保障相关第三人的利益？
答：《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股东姓名或名称未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所以第三人凭借对登记内容的信赖，一般可以合理地相信登记的股东（即名义股东）就是真实的股权人，可以接受该名义股东对股权的处分，实际出资人不能主张处分行为无效。但是实践中，有的情况下名义股东虽然是登记记载的股东，但第三人明知该股东不是真实的股权人，股权应归属于他人（即实际出资人），在名义股东向第三人处分股权后如果仍认定该处分行为有效，实际上就助长了第三人及名义股东的不诚信行为，这是应当避免的。所以我们规定实际出资人主张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应按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处理，即登记的内容构成第三人的一般信赖，第三人可以以登记的内容来主张其不知道股权归属于实际出资人、并进而终局地取得该股权；但实际出资人可以举证证明第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股权归属于实际出资人。一旦证明，该第三人就不构成善意取得，处分股权行为的效力就应当被否定，其也就不能终局地取得该股权。
当然，在第三人取得该股权后，实际出资人基于股权形成的利益就不复存在，其可以要求作出处分行为的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
问：股权转让后，未及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形成的名实分离的情形下，公司法司法解释（三）是如何保障第三人利益和受让人利益的？
答：上面谈了因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明确约定而形成的名实分离情形下、如何平衡各方利益的问题。实践中，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即原股东转让股权后，由于种种原因股权所对应的股东名称未及时在公司登记机关进行变更，此时原股东又将该股权再次转让。这种情况下，按照我前面所谈到的，第三人凭借对既有登记内容的信赖，一般可以合理地相信登记的股东（即原股东）就是真实的股权人，可以接受该股东对股权的处分，未登记记名的受让股东不能主张处分行为无效。但是，当确有证据证明第三人在受让股权时明知原股东已不是真实的股权人，股权权属已归于受让股东，在原股东向该第三人处分股权后如果仍认定该处分行为有效，同样也会助长第三人及原股东的不诚信行为，这也是应当避免的。所以我们规定受让股东主张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应按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
如果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知道上述情形，那么第三人可以取得该股权，受让股东的股权利益也不存在了，其可以要求原股东承担赔偿责任。而且，受让股东受让股权后之所以未及时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常常是由于公司的管理层（如董事、高管人员）或实际控制人等未及时代表公司向登记机关申请且提供相应材料而造成，此时，我们认为该类人员对受让股东的损失也有过错，应当对受让股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受让股东有过失的，可以减轻上述人员的责任。
规范审理公司设立、出资、股权确认等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答人民法院报记者问
（2011年2月16日）
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该院民二庭负责人接受了记者采访。
制定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背景和目的是什么？
答：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可诉性大大增强，公司参与者间的很多纠纷都可以由法院进行裁判。但是，公司法对一些制度仅进行了概括性、原则性甚至宣示性的规定，法院在审理公司诉讼案件时常常无据可依。近年来，我们尤其发现有关公司资本的形成与维持、股权投资者之间利益的平衡、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公司设立过程中债务的承担等方面涉及的问题较多，对各方主体利益影响也较大。但公司法对上述问题的规定却相对简略，导致法律适用上的分歧较多，处理上的难度较大。一些地方法院为克服公司法存在的上述问题，以指导意见、会议纪要等形式制定了一些规范性文件，用以指导当地公司诉讼案件的裁判。这些规范中，有的意见和措施合法合理，我们可以总结吸收后在更大范围内指导司法实践。有的做法则值得商榷，需要更权威的规范进行明确。
为在司法实践中正确理解和贯彻公司法的精神和原则，明确并统一法律的适用，我们着眼审判实践的需要、根据既有的立法规定、结合成熟的学说观点，制定了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以对上述问题进行规范。解释（三）具体从如下六个方面进行设计：一是落实公司成立前债务的责任主体；二是确立典型非货币出资到位与否的判断标准及救济方式；三是界定非自有财产出资行为的效力；四是明确未尽出资义务（包括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和抽逃出资的认定、诉讼救济的方式以及民事责任；五是规范限制股东权利的条件和方式；六是妥善平衡名义股东、股权权属的实际享有者以及公司债权人间的利益。这些问题在实践中普遍存在，而在理论上较为疑难，所以我们在制定过程中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并召集了公司法专家和经验丰富的法官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征求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等国家机关的意见，通过吸收各方意见，形成了目前解释（三）的规定。通过这些规定，我们认为可以实现以下效果：一是具体落实公司不同参与者的义务和责任，制约公司参与者的不诚信行为，促进公司依法规范设立及运营；二是促使公司资本的稳定与维持，为与公司交易的第三人的利益提供保障；三是按照商法规律正确解决一些在实践中长期存在分歧的问题，依法引导各级法院树立商法意识，强化商法理念，妥善审理公司诉讼案件。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公司设立阶段发起人订立的合同的责任承担是怎样规定的？
答：发起人是设立中公司的机关，承担公司筹办事务。在公司设立阶段发起人对外订立的合同，有的是为了设立公司即为了公司利益，有的则可能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一般来讲，前一类合同中的责任应当由公司承担，后一类合同中的责任应当由发起人自己承担。但是实践中，上述合同的相对人往往并不能确切地知道该合同是为了实现谁的利益，也不知道合同最终的利益归属，所以如果按照利益归属标准来确定合同责任主体，将使合同相对人的利益面临较大风险。为了适当降低合同相对人的查证义务、加强对相对人利益的保护，公司法司法解释（三）总体上按照外观主义标准来确定上述合同责任的承担。
具体来讲：其一，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订立的合同，由于对相对人而言合同中载明的主体是发起人，所以原则上应当由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另一方面，如果公司成立后确认了该合同、或者公司已实际成为合同主体（即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而且合同相对人也要求公司承担责任，这表明公司愿意成为合同主体且合同相对人也愿意接受公司作为合同主体，此时由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符合合同法的一般原理，故我们规定可以由公司承担合同责任；其二，发起人在公司设立阶段以设立中公司名义订立合同，由于合同中载明的主体是设立中的公司，所以原则上应当由成立后的公司承担合同责任。但是，如果公司有证据证明发起人是为自己利益而签订该合同，且合同相对人对此明知的，这表明发起人实质上不是以公司作为合同主体、合同相对人也明知公司不是合同主体，故此时不应由成立后的公司承担合同责任。所以我们规定公司有证据证明发起人存在上述情形且相对人非善意时，公司不承担合同责任，此时合同责任仍由发起人承担。
非货币财产出资在实践中存在哪些问题？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其是如何规范的？
答：公司法许可股东用一定的非货币财产出资，但没有明确规定非货币财产出资的相关标准及程序。为保障公司资本的充实和维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非货币财产出资进行了专门规范。
首先，未评估作价的非货币财产由于其实际价值是否与章程所定价额相符并不明确，在当事人请求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时，我们认为此时法院应委托合法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然后将评估所得的价额与章程所定价额相比较，以确定出资人是否完全履行了出资义务。这种由法院委托评估的方式既可以便捷地解决纠纷，也可以尽快落实公司资本是否充实。
其次，设定了非货币财产出资到位与否的司法判断标准，尤其是对于权属变更需经登记的非货币财产，我们坚持权属变更与财产实际交付并重的标准。即：该财产已实际交付公司使用但未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在诉讼中法院应责令当事人在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办理权属变更手续。在该期间办理完前述手续后，法院才认定其已履行出资义务。另一方面，出资人对非货币财产已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但未实际交付公司使用的，解释（三）规定法院可以判令其向公司实际交付该财产、在交付前不享有股东权利。这些规定旨在敦促出资人尽快完全履行出资义务，保证公司资本的确定。同时，对用土地使用权、股权这些较为常见的非货币财产出资的，解释（三）也规定了出资义务履行的认定标准。
再次，我们认为出资人用自己并不享有处分权的财产进行出资时，该出资行为的效力不宜一概予以否认。因为无权处分人处分自己不享有所有权（处分权）的财产时，只要第三人符合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条件，其可以构成善意取得，该财产可以终局地为该第三人所有。而出资行为在性质上属于处分行为，出资人用非自有财产出资，也属于无权处分，那么在公司等第三人构成善意的情形下，其也应当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这有利于维持公司资本，从而保障交易相对人的利益。所以解释（三）规定以不享有处分权的财产出资的，出资行为的效力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而对实践中出资人用贪污、挪用等犯罪所获的货币用于出资的，尤其应防止将出资的财产直接从公司抽出的做法，此时应当采取将出资财产所形成的股权折价补偿受害人损失的方式，以保障公司资本之维持、维护公司债权人利益，所以解释（三）明确规定此时法院应当采取拍卖或变卖的方式处置该股权。
督促股东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保障公司资本的充实是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一个重要目的，解释（三）具体是通过何种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的？
答：出资义务是股东对公司最基本的义务，股东未尽出资义务既损害公司利益，也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督促股东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是本解释（三）的一个重要任务。前面谈到的我们设定非货币财产出资到位的判断标准，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促使出资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总的说来，在促使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方式上，解释（三）表现出了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其一，拓宽了出资民事责任的主体范围。第一，将公司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对股份公司场合中其他发起人的连带出资义务也适用到有限责任公司场合，即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如果未按章程规定缴纳出资的，发起人股东与该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第二，规定增资过程中股东未尽出资义务的，违反勤勉义务的董事、高管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三，由于协助股东抽逃出资行为的非法性更甚于未尽勤勉义务催收资本的行为，所以我们规定抽逃出资时协助股东抽逃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管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应承担连带责任；第四，规定在第三人代垫资金协助出资人设立公司、双方约定验资成立后出资人抽回资金偿还该第三人的情形下，在出资人不能补足出资时，该第三人应与出资人承担连带责任；第五，未尽出资义务的股东转让股权时，知道该未尽出资义务事由仍受让股权的受让人应当与该股东承担连带责任。
其二，明确并拓宽了请求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主体范围。股东未尽出资义务时，公司法没有明确谁可以请求股东履行义务，一般认为公司当然可以请求。本解释（三）则明确并拓宽了原告的范围。第一，明确了公司可以提出请求；第二，规定了其他股东可以行使诉权，可以要求该股东或其他发起人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要求抽逃出资的股东或协助人员返还出资；第三，很多情形下也规定了债权人可以提出请求，要求未尽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责任，也可以要求公司发起人与该股东一起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还可以要求抽逃出资的股东承担同样的责任。
其三，明确了股东未尽出资义务时的责任包括利息责任。即股东未尽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时，该笔出资所产生的利息损失也属于股东等责任人的赔偿范围。另一方面，解释（三）也明确规定了股东等责任人对公司、对公司债权人的此种责任是一次性的责任，而不是重复责任，股东等责任人向公司或债权人已经承担前述责任后，公司或公司其他债权人不得再次请求其承担同样的责任。这一规定可以解决实践中对此存在的分歧。
其四，限制了股东在出资民事责任中的抗辩。首先是诉讼时效抗辩的限制，明确规定股东的出资义务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未尽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的股东，不得以该义务已经过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其次是身份抗辩的限制，即股东不得以自己仅为名义股东来抗辩出资义务的履行，即使其为名义股东，我们认为其也应履行出资义务。
除了上面谈到的以诉讼的方式促使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外，解释（三）是否还规定了其他的方式？
答：股东未尽出资义务，利害关系人可以以诉讼的方式维护相应的利益。但诉讼毕竟不是一种经济便捷的方式，本解释（三）在制定过程中也充分考虑了这一问题，并在实质上确认了公司的一些更直接的救济方式。主要体现在：
其一，为保障股份公司资本尽快充实，实质上授予了发起人的另行募集权。本解释（三）第六条规定股份公司认股人到期未缴纳出资，经发起人催缴后逾期仍不缴纳，发起人向他人另行募集该股份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募集行为有效。
其二，从司法上认可了公司对未尽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的股东所设定的权利限制。我们借鉴了境外一些公司法所规定的股东权利限制制度，明确规定公司通过公司章程或股东会决议，对前述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进行相应合理限制的，人民法院不得否认该限制的效力。
其三，总体上确认了股东资格解除规则、并设定了相应的程序规范。实践中有的公司虽采取前述手段但股东仍不履行出资义务，为了保障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利益，我们在股份公司的场合规定了发起人的另行募集权，相应地，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场合，本解释（三）规定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解除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资格的，人民法院不得否定该解除行为的效力。这实际上认可了公司对该股东资格的解除。由于这种解除股东资格的方式相较于其他救济方式更为严厉，也更具有终局性，所以我们将其限定在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的场合。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部分出资的股东不适用该种规则。股东资格解除后，由于该股东所认缴的出资依旧处于空洞状态，为向公司债权人传达更真实的资本信息、保证债权人利益，此时法院应当向公司释明：要么将资本中该股东未出资部分的“空洞”数额减下来、即减资，要么将该“空洞”补起来、即由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缴纳，这些是公司后续的义务。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为什么要专门规制抽逃出资？
答：抽逃出资是严重侵蚀公司资本的行为，公司法明文禁止股东抽逃出资。实践中，有的股东采取各种方式从公司取回财产，这些行为往往具有复杂性、模糊性和隐蔽性等特点，但由于公司法没有明确界定抽逃出资的形态，也没有明确规定抽逃出资的民事责任，这使得这些行为中哪些构成抽逃出资常常难以判断，当然也就更难认定行为人的民事责任。从目前的情况看，各地法院对股东抽逃出资的认识分歧较大，没有形成统一的认定标准。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当前股东抽逃出资主要采取直接将出资抽回、虚构合同等债权债务关系将出资抽回、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等方式，这些行为常常是故意、直接针对公司资本进行的侵害，但又囿于举证的困难使得其在个案中很难被认定。我们在本解释（三）中对抽逃出资进行了明确界定，将实践中较为常见的一些资本侵蚀行为明确界定为抽逃出资，在此基础上我们又规定了抽逃出资情形下的民事责任。由于抽逃出资导致的法律后果与未尽出资义务导致的法律后果基本相同，所以我们对抽逃出资的民事责任作了与未尽出资义务的民事责任基本相同的规定。
需要说明的是，也有观点认为法院不应推定出资人上述从公司获得财产的行为必然都是故意、直接地针对“资本”进行侵害，有的可能是侵害公司“资产”，而侵害公司资产的行为应当通过侵权行为制度或关联交易制度来解决，与抽逃出资关系不大。这些行为有些不会对公司资本造成损害，不属于抽逃出资。经反复研究，考虑到实践中有的出资人在出资后采取各种方式获得公司资产，而目前公司法中并未建立完善的关联交易制度，且这些行为通常都有损资本的维持，所以我们目前仍然保留了对抽逃出资的界定和列举。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除了督促股东依法履行出资义务之外，在股东权利的保障上是否有相应的规定？
答：一般认为，股东向公司依法缴纳出资后，就履行了其对公司的义务。股东也当然应当从公司获得相应的权利，公司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将股东的名称在相关文件上登记记载等。这些内容实际上也是公司对股东的义务。实践中，很多公司并未依法履行这些义务，这既侵害了股东的权益，也会给股权的稳定性产生影响。故我们在解释（三）中规定，公司未尽上述义务时，股东有权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履行该义务。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为什么要对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进行规定？对该双方间的利益平衡有怎样的考虑？
答：商事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公司相关文件中记名的人（名义股东）与真正投资人（实际出资人）相分离的情形并不鲜见，双方有时就股权投资收益的归属发生争议。我们认为，如果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约定由名义股东出面行使股权，但由实际出资人享受投资权益时，这属于双方间的自由约定，根据缔约自由的精神，如无其他违法情形，该约定应有效，实际出资人可依照合同约定向名义股东主张相关权益。故我们在解释（三）作了此种规定。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名册中的记名，是名义股东（即记名人）用来向公司主张权利或向公司提出抗辩的身份依据，而不是名义股东对抗实际出资人的依据，所以名义股东不能据其抗辩实际出资人。同样，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虽然规定未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但我们认为在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就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名义股东并不属于此处的“第三人”，所以名义股东不得以该登记否认实际出资人的合同权利。
在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间，实际出资人的投资权益应当依双方合同确定并依法保护。但如果实际出资人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等，此时实际出资人的要求就已经突破了前述双方合同的范围，实际出资人将从公司外部进入公司内部、成为公司的成员。此种情况下，参照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我们规定此时应当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
在存在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的情形下，如何保障相关第三人的利益？
答：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股东姓名或名称未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所以第三人凭借对登记内容的信赖，一般可以合理地相信登记的股东（即名义股东）就是真实的股权人，可以接受该名义股东对股权的处分，实际出资人不能主张处分行为无效。但是实践中，有的情况下名义股东虽然是登记记载的股东，但第三人明知该股东不是真实的股权人，股权应归属于实际出资人，在名义股东向第三人处分股权后如果仍认定该处分行为有效，实际上就助长了第三人及名义股东的不诚信行为，这是应当避免的。所以我们规定实际出资人主张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应按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处理，即登记的内容构成第三人的一般信赖，第三人可以以登记的内容来主张其不知道股权归属于实际出资人、并进而终局地取得该股权；但实际出资人可以举证证明第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股权归属于实际出资人。一旦证明，该第三人就不构成善意取得，处分股权行为的效力就应当被否定，其也就不能终局地取得该股权。
当然，在第三人取得该股权后，实际出资人基于股权形成的利益就不复存在，其可以要求作出处分行为的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
股权转让后，未及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形成的名实分离的情形下，公司法司法解释（三）是如何保障第三人利益和受让人利益的？
答：上面谈了因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明确约定而形成的名实分离情形下、如何平衡各方利益的问题。实践中，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即原股东转让股权后，由于种种原因股权所对应的股东名称未及时在公司登记机关进行变更，此时原股东又将该股权再次转让。这种情况下，按照我前面所谈到的，第三人凭借对既有登记内容的信赖，一般可以合理地相信登记的股东（即原股东）就是真实的股权人，可以接受该股东对股权的处分，未登记记名的受让股东不能主张处分行为无效。但是，当确有证据证明第三人在受让股权时明知原股东已不是真实的股权人，股权权属已归于受让股东，在原股东向该第三人处分股权后如果仍认定该处分行为有效，同样也会助长第三人及原股东的不诚信行为，这也是应当避免的。所以我们规定受让股东主张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应按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
如果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知道上述情形，那么第三人可以取得该股权，受让股东的股权利益也不存在了，其可以要求原股东承担赔偿责任。而且，受让股东受让股权后之所以未及时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常常是由于公司的管理层（如董事、高管人员）或实际控制人等未及时代表公司向登记机关申请且提供相应材料而造成，此时，我们认为该类人员对受让股东的损失也有过错，应当对受让股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受让股东有过失的，可以减轻上述人员的责任。
规范审理公司设立、出资、股权确认等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答本报记者问
（2011年2月16日）
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该院民二庭负责人接受了记者采访。
制定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背景和目的是什么？
答：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可诉性大大增强，公司参与者间的很多纠纷都可以由法院进行裁判。但是，公司法对一些制度仅进行了概括性、原则性甚至宣示性的规定，法院在审理公司诉讼案件时常常无据可依。近年来，我们尤其发现有关公司资本的形成与维持、股权投资者之间利益的平衡、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公司设立过程中债务的承担等方面涉及的问题较多，对各方主体利益影响也较大。但公司法对上述问题的规定却相对简略，导致法律适用上的分歧较多，处理上的难度较大。一些地方法院为克服公司法存在的上述问题，以指导意见、会议纪要等形式制定了一些规范性文件，用以指导当地公司诉讼案件的裁判。这些规范中，有的意见和措施合法合理，我们可以总结吸收后在更大范围内指导司法实践。有的做法则值得商榷，需要更权威的规范进行明确。
为在司法实践中正确理解和贯彻公司法的精神和原则，明确并统一法律的适用，我们着眼审判实践的需要、根据既有的立法规定、结合成熟的学说观点，制定了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以对上述问题进行规范。解释（三）具体从如下六个方面进行设计：一是落实公司成立前债务的责任主体；二是确立典型非货币出资到位与否的判断标准及救济方式；三是界定非自有财产出资行为的效力；四是明确未尽出资义务（包括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和抽逃出资的认定、诉讼救济的方式以及民事责任；五是规范限制股东权利的条件和方式；六是妥善平衡名义股东、股权权属的实际享有者以及公司债权人间的利益。这些问题在实践中普遍存在，而在理论上较为疑难，所以我们在制定过程中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并召集了公司法专家和经验丰富的法官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征求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等国家机关的意见，通过吸收各方意见，形成了目前解释（三）的规定。通过这些规定，我们认为可以实现以下效果：一是具体落实公司不同参与者的义务和责任，制约公司参与者的不诚信行为，促进公司依法规范设立及运营；二是促使公司资本的稳定与维持，为与公司交易的第三人的利益提供保障；三是按照商法规律正确解决一些在实践中长期存在分歧的问题，依法引导各级法院树立商法意识，强化商法理念，妥善审理公司诉讼案件。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公司设立阶段发起人订立的合同的责任承担是怎样规定的？
答：发起人是设立中公司的机关，承担公司筹办事务。在公司设立阶段发起人对外订立的合同，有的是为了设立公司即为了公司利益，有的则可能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一般来讲，前一类合同中的责任应当由公司承担，后一类合同中的责任应当由发起人自己承担。但是实践中，上述合同的相对人往往并不能确切地知道该合同是为了实现谁的利益，也不知道合同最终的利益归属，所以如果按照利益归属标准来确定合同责任主体，将使合同相对人的利益面临较大风险。为了适当降低合同相对人的查证义务、加强对相对人利益的保护，公司法司法解释（三）总体上按照外观主义标准来确定上述合同责任的承担。
具体来讲：其一，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订立的合同，由于对相对人而言合同中载明的主体是发起人，所以原则上应当由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另一方面，如果公司成立后确认了该合同、或者公司已实际成为合同主体（即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而且合同相对人也要求公司承担责任，这表明公司愿意成为合同主体且合同相对人也愿意接受公司作为合同主体，此时由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符合合同法的一般原理，故我们规定可以由公司承担合同责任；其二，发起人在公司设立阶段以设立中公司名义订立合同，由于合同中载明的主体是设立中的公司，所以原则上应当由成立后的公司承担合同责任。但是，如果公司有证据证明发起人是为自己利益而签订该合同，且合同相对人对此明知的，这表明发起人实质上不是以公司作为合同主体、合同相对人也明知公司不是合同主体，故此时不应由成立后的公司承担合同责任。所以我们规定公司有证据证明发起人存在上述情形且相对人非善意时，公司不承担合同责任，此时合同责任仍由发起人承担。
非货币财产出资在实践中存在哪些问题？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其是如何规范的？
答：公司法许可股东用一定的非货币财产出资，但没有明确规定非货币财产出资的相关标准及程序。为保障公司资本的充实和维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非货币财产出资进行了专门规范。
首先，未评估作价的非货币财产由于其实际价值是否与章程所定价额相符并不明确，在当事人请求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时，我们认为此时法院应委托合法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然后将评估所得的价额与章程所定价额相比较，以确定出资人是否完全履行了出资义务。这种由法院委托评估的方式既可以便捷地解决纠纷，也可以尽快落实公司资本是否充实。
其次，设定了非货币财产出资到位与否的司法判断标准，尤其是对于权属变更需经登记的非货币财产，我们坚持权属变更与财产实际交付并重的标准。即：该财产已实际交付公司使用但未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在诉讼中法院应责令当事人在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办理权属变更手续。在该期间办理完前述手续后，法院才认定其已履行出资义务。另一方面，出资人对非货币财产已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但未实际交付公司使用的，解释（三）规定法院可以判令其向公司实际交付该财产、在交付前不享有股东权利。这些规定旨在敦促出资人尽快完全履行出资义务，保证公司资本的确定。同时，对用土地使用权、股权这些较为常见的非货币财产出资的，解释（三）也规定了出资义务履行的认定标准。
再次，我们认为出资人用自己并不享有处分权的财产进行出资时，该出资行为的效力不宜一概予以否认。因为无权处分人处分自己不享有所有权（处分权）的财产时，只要第三人符合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条件，其可以构成善意取得，该财产可以终局地为该第三人所有。而出资行为在性质上属于处分行为，出资人用非自有财产出资，也属于无权处分，那么在公司等第三人构成善意的情形下，其也应当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这有利于维持公司资本，从而保障交易相对人的利益。所以解释（三）规定以不享有处分权的财产出资的，出资行为的效力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而对实践中出资人用贪污、挪用等犯罪所获的货币用于出资的，尤其应防止将出资的财产直接从公司抽出的做法，此时应当采取将出资财产所形成的股权折价补偿受害人损失的方式，以保障公司资本之维持、维护公司债权人利益，所以解释（三）明确规定此时法院应当采取拍卖或变卖的方式处置该股权。
督促股东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保障公司资本的充实是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一个重要目的，解释（三）具体是通过何种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的？
答：出资义务是股东对公司最基本的义务，股东未尽出资义务既损害公司利益，也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督促股东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是本解释（三）的一个重要任务。前面谈到的我们设定非货币财产出资到位的判断标准，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促使出资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总的说来，在促使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方式上，解释（三）表现出了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其一，拓宽了出资民事责任的主体范围。第一，将公司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对股份公司场合中其他发起人的连带出资义务也适用到有限责任公司场合，即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如果未按章程规定缴纳出资的，发起人股东与该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第二，规定增资过程中股东未尽出资义务的，违反勤勉义务的董事、高管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三，由于协助股东抽逃出资行为的非法性更甚于未尽勤勉义务催收资本的行为，所以我们规定抽逃出资时协助股东抽逃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管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应承担连带责任；第四，规定在第三人代垫资金协助出资人设立公司、双方约定验资成立后出资人抽回资金偿还该第三人的情形下，在出资人不能补足出资时，该第三人应与出资人承担连带责任；第五，未尽出资义务的股东转让股权时，知道该未尽出资义务事由仍受让股权的受让人应当与该股东承担连带责任。
其二，明确并拓宽了请求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主体范围。股东未尽出资义务时，公司法没有明确谁可以请求股东履行义务，一般认为公司当然可以请求。本解释（三）则明确并拓宽了原告的范围。第一，明确了公司可以提出请求；第二，规定了其他股东可以行使诉权，可以要求该股东或其他发起人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要求抽逃出资的股东或协助人员返还出资；第三，很多情形下也规定了债权人可以提出请求，要求未尽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责任，也可以要求公司发起人与该股东一起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还可以要求抽逃出资的股东承担同样的责任。
其三，明确了股东未尽出资义务时的责任包括利息责任。即股东未尽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时，该笔出资所产生的利息损失也属于股东等责任人的赔偿范围。另一方面，解释（三）也明确规定了股东等责任人对公司、对公司债权人的此种责任是一次性的责任，而不是重复责任，股东等责任人向公司或债权人已经承担前述责任后，公司或公司其他债权人不得再次请求其承担同样的责任。这一规定可以解决实践中对此存在的分歧。
其四，限制了股东在出资民事责任中的抗辩。首先是诉讼时效抗辩的限制，明确规定股东的出资义务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未尽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的股东，不得以该义务已经过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其次是身份抗辩的限制，即股东不得以自己仅为名义股东来抗辩出资义务的履行，即使其为名义股东，我们认为其也应履行出资义务。
除了上面谈到的以诉讼的方式促使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外，解释（三）是否还规定了其他的方式？
答：股东未尽出资义务，利害关系人可以以诉讼的方式维护相应的利益。但诉讼毕竟不是一种经济便捷的方式，本解释（三）在制定过程中也充分考虑了这一问题，并在实质上确认了公司的一些更直接的救济方式。主要体现在：
其一，为保障股份公司资本尽快充实，实质上授予了发起人的另行募集权。本解释（三）第六条规定股份公司认股人到期未缴纳出资，经发起人催缴后逾期仍不缴纳，发起人向他人另行募集该股份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募集行为有效。
其二，从司法上认可了公司对未尽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的股东所设定的权利限制。我们借鉴了境外一些公司法所规定的股东权利限制制度，明确规定公司通过公司章程或股东会决议，对前述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进行相应合理限制的，人民法院不得否认该限制的效力。
其三，总体上确认了股东资格解除规则、并设定了相应的程序规范。实践中有的公司虽采取前述手段但股东仍不履行出资义务，为了保障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利益，我们在股份公司的场合规定了发起人的另行募集权，相应地，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场合，本解释（三）规定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解除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资格的，人民法院不得否定该解除行为的效力。这实际上认可了公司对该股东资格的解除。由于这种解除股东资格的方式相较于其他救济方式更为严厉，也更具有终局性，所以我们将其限定在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的场合。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部分出资的股东不适用该种规则。股东资格解除后，由于该股东所认缴的出资依旧处于空洞状态，为向公司债权人传达更真实的资本信息、保证债权人利益，此时法院应当向公司释明：要么将资本中该股东未出资部分的“空洞”数额减下来、即减资，要么将该“空洞”补起来、即由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缴纳，这些是公司后续的义务。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为什么要专门规制抽逃出资？
答：抽逃出资是严重侵蚀公司资本的行为，公司法明文禁止股东抽逃出资。实践中，有的股东采取各种方式从公司取回财产，这些行为往往具有复杂性、模糊性和隐蔽性等特点，但由于公司法没有明确界定抽逃出资的形态，也没有明确规定抽逃出资的民事责任，这使得这些行为中哪些构成抽逃出资常常难以判断，当然也就更难认定行为人的民事责任。从目前的情况看，各地法院对股东抽逃出资的认识分歧较大，没有形成统一的认定标准。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当前股东抽逃出资主要采取直接将出资抽回、虚构合同等债权债务关系将出资抽回、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等方式，这些行为常常是故意、直接针对公司资本进行的侵害，但又囿于举证的困难使得其在个案中很难被认定。我们在本解释（三）中对抽逃出资进行了明确界定，将实践中较为常见的一些资本侵蚀行为明确界定为抽逃出资，在此基础上我们又规定了抽逃出资情形下的民事责任。由于抽逃出资导致的法律后果与未尽出资义务导致的法律后果基本相同，所以我们对抽逃出资的民事责任作了与未尽出资义务的民事责任基本相同的规定。
需要说明的是，也有观点认为法院不应推定出资人上述从公司获得财产的行为必然都是故意、直接地针对“资本”进行侵害，有的可能是侵害公司“资产”，而侵害公司资产的行为应当通过侵权行为制度或关联交易制度来解决，与抽逃出资关系不大。这些行为有些不会对公司资本造成损害，不属于抽逃出资。经反复研究，考虑到实践中有的出资人在出资后采取各种方式获得公司资产，而目前公司法中并未建立完善的关联交易制度，且这些行为通常都有损资本的维持，所以我们目前仍然保留了对抽逃出资的界定和列举。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除了督促股东依法履行出资义务之外，在股东权利的保障上是否有相应的规定？
答：一般认为，股东向公司依法缴纳出资后，就履行了其对公司的义务。股东也当然应当从公司获得相应的权利，公司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将股东的名称在相关文件上登记记载等。这些内容实际上也是公司对股东的义务。实践中，很多公司并未依法履行这些义务，这既侵害了股东的权益，也会给股权的稳定性产生影响。故我们在解释（三）中规定，公司未尽上述义务时，股东有权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履行该义务。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为什么要对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进行规定？对该双方间的利益平衡有怎样的考虑？
答：商事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公司相关文件中记名的人（名义股东）与真正投资人（实际出资人）相分离的情形并不鲜见，双方有时就股权投资收益的归属发生争议。我们认为，如果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约定由名义股东出面行使股权，但由实际出资人享受投资权益时，这属于双方间的自由约定，根据缔约自由的精神，如无其他违法情形，该约定应有效，实际出资人可依照合同约定向名义股东主张相关权益。故我们在解释（三）作了此种规定。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名册中的记名，是名义股东（即记名人）用来向公司主张权利或向公司提出抗辩的身份依据，而不是名义股东对抗实际出资人的依据，所以名义股东不能据其抗辩实际出资人。同样，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虽然规定未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但我们认为在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就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名义股东并不属于此处的“第三人”，所以名义股东不得以该登记否认实际出资人的合同权利。
在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间，实际出资人的投资权益应当依双方合同确定并依法保护。但如果实际出资人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等，此时实际出资人的要求就已经突破了前述双方合同的范围，实际出资人将从公司外部进入公司内部、成为公司的成员。此种情况下，参照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我们规定此时应当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
在存在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的情形下，如何保障相关第三人的利益？
答：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股东姓名或名称未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所以第三人凭借对登记内容的信赖，一般可以合理地相信登记的股东（即名义股东）就是真实的股权人，可以接受该名义股东对股权的处分，实际出资人不能主张处分行为无效。但是实践中，有的情况下名义股东虽然是登记记载的股东，但第三人明知该股东不是真实的股权人，股权应归属于实际出资人，在名义股东向第三人处分股权后如果仍认定该处分行为有效，实际上就助长了第三人及名义股东的不诚信行为，这是应当避免的。所以我们规定实际出资人主张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应按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处理，即登记的内容构成第三人的一般信赖，第三人可以以登记的内容来主张其不知道股权归属于实际出资人、并进而终局地取得该股权；但实际出资人可以举证证明第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股权归属于实际出资人。一旦证明，该第三人就不构成善意取得，处分股权行为的效力就应当被否定，其也就不能终局地取得该股权。
当然，在第三人取得该股权后，实际出资人基于股权形成的利益就不复存在，其可以要求作出处分行为的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
股权转让后，未及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形成的名实分离的情形下，公司法司法解释（三）是如何保障第三人利益和受让人利益的？
答：上面谈了因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明确约定而形成的名实分离情形下、如何平衡各方利益的问题。实践中，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即原股东转让股权后，由于种种原因股权所对应的股东名称未及时在公司登记机关进行变更，此时原股东又将该股权再次转让。这种情况下，按照我前面所谈到的，第三人凭借对既有登记内容的信赖，一般可以合理地相信登记的股东（即原股东）就是真实的股权人，可以接受该股东对股权的处分，未登记记名的受让股东不能主张处分行为无效。但是，当确有证据证明第三人在受让股权时明知原股东已不是真实的股权人，股权权属已归于受让股东，在原股东向该第三人处分股权后如果仍认定该处分行为有效，同样也会助长第三人及原股东的不诚信行为，这也是应当避免的。所以我们规定受让股东主张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应按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
如果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知道上述情形，那么第三人可以取得该股权，受让股东的股权利益也不存在了，其可以要求原股东承担赔偿责任。而且，受让股东受让股权后之所以未及时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常常是由于公司的管理层（如董事、高管人员）或实际控制人等未及时代表公司向登记机关申请且提供相应材料而造成，此时，我们认为该类人员对受让股东的损失也有过错，应当对受让股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受让股东有过失的，可以减轻上述人员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宋晓明就新公司法适用中若干疑难问题答记者问－－研究公司法务 指导审判实践
（2007年）
2006年1月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新公司法”）施行。新公司法增加了一系列新的规定，对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保障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在审判实践中，如何理解并准确适用新公司法还存有许多争议之处。在新公司法施行一年之际，就如何理解和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记者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宋晓明（以下简称“宋”）。
记者：近年来，我国公司诉讼案件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与新的趋势，能否请您作一个大致的介绍？
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环境的总体改善并走入正轨，公司的独立人格越来越受到尊重。但与此同时，因公司制度运行而引发的争议和纠纷也越来越多。从发展趋势上看，公司诉讼案件的特点可以简要地归纳为两点：一是案件数量明显增加；二是案件审理的难度加大。在案件数量方面，不仅是其绝对数量的增加，而且还包括大量新类型案件的出现，例如，关于公司内部决策程序及决议效力的认定，小股东权益保护，股东间接权益诉讼，以及公司法人组织消灭诉讼等。由于公司法律关系的结构错综复杂，加之新类型案件增多，审判经验尚需积累，所以有许多案件在审理时难度较大。
记者：新公司法颁行以来，在公司诉讼日益增多、案情渐趋复杂的情况下，审判实践中哪些问题存在争议比较多？
宋：一般而言，公司诉讼中的“争议”主要涉及以下几种关系的协调及价值冲突。第一，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与公司对外交易关系如何协调的问题。公司对外担保及投资时，其内部决策的效力认定与外部交易效果的关系即是一个典型例子。第二，股东利益与公司利益两者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两者利益既相对独立又互有关联。在审理一些案件的过程中，在保护股东利益的同时不可能不考虑公司的利益。这方面的争议主要表现为：在保护股东权益时，法院的审判活动对公司事务的介入层面及深度如何把握。第三，公司外部主体之权利保护的程序设定问题。这主要关涉到“揭开公司面纱理论”的实务操作程序如何设定。
记者：股东资格是行使股东权的前提，新公司法第三十三条对此有所规定，在审判实践中如何把握相关内容的适用原则？
宋：新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较之前增加了两方面内容：一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行使股东权利的依据；二是未经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股东，如存在关于“股东资格”的内部约定或认定，则该约定或认定不得对抗第三人。这是审理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的原则，在具体案件中则要结合具体案情及证据作出判断。
具体而言，可以区分以下两种情况处理。第一，就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而言，股东可以凭借《股东名册》上的记载，行使股东权利。如果《股东名册》没有记载，股东可以依据出资协议书、出资证明书、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章程等证据，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并要求公司记载于《股东名册》。第二，在审理涉及“已登记股东”的股东资格确认案件时，应强调“登记资格优先”的原则。但以非法手段骗取登记或伪造登记的情形，则不受该原则保护。
当然，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可能还要复杂一些，上述两种情况只是原则上的划分。具体到个案时，应结合权利人的具体诉求进行具体分析和判断。
记者：股权转让是审判实践中大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请您介绍一下相关问题的处理情况？
宋：有关“股权转让”的案件还可以具体区分为几种不同类型的纠纷。一是转让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如请求履行转让合同，请求支付股权转让款并赔偿损失（或支付违约金），或者请求解除转让合同，请求认定转让合同无效，等等。总之，这类纠纷主要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审理，同时个案审理也要兼顾新公司法上的特别规定及原则。二是涉及保护公司内部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诉讼纠纷案件。例如，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时，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但关于购买价格如何确定，是以对外转让合同的价格，还是以公司净资产重新进行评估确定价格，实务中争议较大，有必要尽快统一认识。再如，股权转让合同履行完毕，因出让股东未履行向公司其他股东的告知义务，公司其他股东主张合同无效并请求行使优先购买权纠纷案件，对这类案件，有些法院认为应当首先审查公司章程是否有约定，公司章程有约定的，按约定处理；公司章程没有约定时，应当考虑合理期限，在股东名册或者工商登记作出变更超过一定期限时，其他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可以考虑不予支持。三是因转让瑕疵出资股权引起的纠纷案件。受让方如果明知出让方出资存在瑕疵仍受让股权时，对未按期足额的欠缴出资部分，应承担连带补充责任，相反，如果受让方对此不知情，不应承担责任，并且也有权以此为由请求撤销股权转让合同。四是隐名、显明股东转让股权引起的诉讼案件。这类案件情况比较复杂，隐名与显明股东之间是合同关系，具有相对性。通常情况下隐名股东与显明股东之间的约定，不能对抗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也不能对抗第三人。五是股权的善意取得纠纷案件。公司股权被无权转让后，受让方主张善意取得公司股权。审理这类案件时，既要考虑公司法律关系具有外观公示的特点，又要注意善意取得制度的基本原理，依法保护公司股东和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记者：从公司诉讼案件的司法实践来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纠纷尤其是股东出资瑕疵引发的出资纠纷占相当大的比例。新公司法对此作了一些规定，请您谈谈如何进一步增强这些规定的操作性？
宋：应该说，公司法关于“出资”及“瑕疵出资”等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规定。针对实践中经常出现的未出资、未完全出资等情形产生的纠纷，新公司法主要调整未出资股东（包括未完全出资股东）、已出资股东、公司三方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对于这类纠纷，基于股东出资协议的约定（或公司章程的规定）及公司法、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一般也比较容易解决。
但对于“未出资（包括未完全出资）”、“瑕疵出资”股东的股权是否予以确认的问题，理论及实务界争议比较大，主要存在三种主张，即“确认说”、“否认说”及“权能限制说”。如何确认这类股东的资格，今后相关的司法解释应予以明确。
此外，与“未出资（包括未完全出资）”、“瑕疵出资”情形有关的争议还涉及到新公司法第二十条“揭开公司面纱原则”的具体适用问题。在外国公司法的审判实践中，当股东严重出资不足、且公司不能对外清偿债务时，法院可能依据“揭开公司面纱原则”，判令股东对公司的债务向债权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判例规则能否被运用到我国的审判工作当中，目前也处在研讨阶段。
记者：股东代表诉讼是新公司法规定的新制度，其中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了前置程序，应当如何理解这一规定？
宋：从新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的字面理解，所称的“前置程序”只是法院在受理案件时，基于“理顺公司内部治理、强化公司决策机关（管理层）的责任意识”的考虑而掌握的一条具有“释明性”、“指引性”的条文，并非是一条强制性的规范程序，且其规定了“紧急情况”的例外。至于何为“紧急情况”？应由法官根据个案情况及“商业裁判准则”作出判定。如认为“不立即受理该代表诉讼案件，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损害”的，就应当直接受理股东提起的代表诉讼，而不受“前置程序”的约束。
之所以作出该“释明性”、“指引性”的规定，其意义在于鼓励并引导股东与公司保持有效的意思联络，促使股东在维护公司利益方面尽量与公司决策机构形成一致的利益认同，避免出现分歧。在规范董事、高管人员及关联债务人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时，要求公司从自身独立的人格和利益出发，维护其正当权益，进而实现最大限度地保护股东利益的目标。
记者：新公司法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时，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但是如何认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司法实践中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界定标准？
宋：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赋予股东提起请求解散公司的诉讼，实质上解决的是公司僵局问题。故股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事由，应该归结为由于股东或者董事的矛盾深刻，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正常的经营管理活动，使公司处于一种瘫痪的状态，如果任由此瘫痪状态继续，则会导致公司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这里所说的股东利益受损不是指个别股东利益受到损失，而是指由于公司瘫痪导致公司无法经营造成的全体出资者利益的损失。就目前我国司法实践和各国立法情况看，公司经营管理出现严重困难应当包括以下几种情形：（1）因公司僵局导致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持续无法召开；（2）公司股东在行使投票权方面陷入僵局，因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多数而持续不能作出有效的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3）公司业务持续处于显著停顿状态而产生无法恢复的损害或者有产生损害的可能的；（4）公司董事或实际控制人已经或正在或将以非法的、压制的、欺诈的方式行事，使公司财产的管理或者处分显著失策，危及公司存立的；（5）董事陷入僵局，且股东不能打破该僵局，导致公司可能或者正在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害的；（6）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僵局，在业务执行或代表公司上相互无法信任，有不得已的事由的等等。故股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时必须基于上述有关公司经营管理出现严重困难的声明，否则，不能作为解散公司之诉予以受理。即如果股东以公司经营严重亏损、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或者以其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未进行清算等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散公司的，人民法院均应不予受理。
我国新公司法之所以在第一百八十三条对公司僵局诉讼进行规定，旨在于弱势股东穷尽公司内部的救济手段后，运用司法手段调整失衡的利益关系。2006年以来，在审理公司僵局诉讼案件过程中，出现的争议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关于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法律地位问题。关于公司的法律地位问题，争议观点主要集中在公司是作为被告还是将相对方股东作为被告、公司作为共同被告或第三人问题。关于其他股东的法律地位问题，争议观点主要集中在其他股东是作为共同被告还是第三人问题。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对于公司僵局诉讼的诉讼标的及公司、其他股东与公司僵局诉讼的关系等问题，立法并无明确规定，理论界和实务界尚存争议。第二，关于是否应将调解作为法院审理公司僵局诉讼案件的必经程序问题。出现该问题的原因在于，新公司法并未规定调解为审理公司僵局诉讼的必经程序，但公司僵局的本质是公司成立的信用基础部分丧失或完全丧失，导致公司的股东无法继续将公司经营下去，公司僵局的形成更多的是人为因素，如未经调解即强令公司解散，或强制进行股权置换，则在履行过程中因股东之间的尖锐矛盾和公司管理机构的瘫痪而难以履行，增加当事人诉讼成本，可能导致公司财产的流失，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引发社会矛盾。基于平衡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等各方当事人利益的考虑，有观点认为，应将调解作为公司僵局诉讼的必经程序。
记者：能否就公司清算问题谈谈您的看法？
宋：公司清算包括解散清算和破产清算。解散清算和破产清算的分野主要在于公司启动清算程序时公司是否出现了破产原因，即出现破产原因的按照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破产清算程序进行清算，没有出现破产原因的按照公司法规定的解散清算程序进行清算。解散清算又分为自愿清算和强制清算。自愿清算由公司自行组织清算组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清算，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干预。强制清算是在公司解散后逾期不能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或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后故意拖延清算，或者有其他违法清算、可能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或者股东利益的情形时，由公司股东或者债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启动的清算程序，整个清算程序从启动到具体的清算均是在人民法院的主持干预下进行的。新公司法对公司解散清算虽然作出了相关规定，但在程序上规定得不够具体，操作起来存在一定困难。尤其是对强制清算中人民法院究竟如何组织清算、清算程序如何进行等，新公司法尚缺乏系统完善的规定。此外，公司清算纠纷案件中争议问题主要是公司清算义务人的法律责任问题。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作为公司的清算义务人在公司出现解散事由后依法负有组织清算的义务。围绕不履行清算义务，清算义务人将承担何民事责任，如何认定该民事责任等问题，目前争论较大。由于新公司法对上述问题未进行规定或规定得不明确，故在进行审理过程中，存在法律适用上的困难。上述问题还涉及到对公司法可诉性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哪些公司纠纷具有可诉性、受理条件为何尚有待明确。
当前，一方面，因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强制清算的案件需要解决，而各地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又缺乏完整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因清算本身更多的是程序性操作，需要有明确完善的法律依据方可完成，基于此，我们在积极呼吁立法机关尽快制定完善的清算法的同时，也在起草有关公司解散清算的司法解释指导目前的司法审判。
记者：针对新公司法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出台了公司法司法解释（一）。据闻，新公司法司法解释之（二）、（三）也在拟定过程中。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制定司法解释时的总体思路？
宋：继新公司法司法解释（一）之后，我们目前正在抓紧制定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三）。因公司法纠纷涉及的权利义务关系复杂、内容宽泛，如既有公司内部的法律关系，又有公司外部的法律关系；既涉及到公司的设立与终止，又涉及公司存续期间的经营管理和公司治理；既要贯彻股东的有限责任，又需要在特定情形下追究股东对公司债务的无限责任等等。故我们对新公司法司法解释的制定采取的是“分步走”的方式，即根据司法实践的需要，对亟待解决的问题先行调研，循序渐进，以提高工作效率。新公司法司法解释（一）主要是针对新旧公司法衔接适用中法律适用问题和股东请求撤销决议诉讼、异议股东请求收购股权诉讼以及股东代表诉讼这三类特殊案件的受理问题作出的相关规定。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和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目前也已拟定出征求意见稿。其中，司法解释（二）主要是就公司设立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公司机关会议决议无效和撤销、公司担保和投资、股东资格确认、股权转让、股东知情权和利润分配请求权、股东代表诉讼等几个方面作出的规定；司法解释（三）主要就强制清算案件的受理、清算组成员的指定和更换、清算组的议事规则、清算组成员的责任、公司财产的变价出售、清算方案的确认、清算期限和债权人的协定等作了相应规定。
记者：今后，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针对新公司法的适用还有哪些工作计划？
宋：今年，我们除了尽快推出上述两个司法解释外，现正在起草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主要是针对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控制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规避法律义务，逃避契约义务，以及关联公司中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以欺诈公司、虚假公司、工具公司、空壳公司等损害债权人利益等现象，就追究股东对公司责任作出相关规定。除此以外，我们还积极就商事登记法和清算法的立法向立法机关呼吁，期望通过相关法律的制定进一步完善我国公司法律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就《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答记者问
(2009年11月9日)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日前向本报记者介绍了《纪要》出台的背景，并就其中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解读。据悉，因受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影响，公司经营困难引发的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大幅增加，《纪要》进一步明确了该类案件的审理原则，细化了有关程序和实体规定。
问：最高人民法院就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召开工作座谈会并在此基础上专门出台《纪要》，请问背景是什么？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章对人民法院受理强制清算，以及清算组的职权、通知债权人、申报债权、确认清算方案、清偿顺序、剩余财产分配、清算程序与破产程序的衔接、清算报告的确认，以及清算组的责任和义务等作出了基本规定。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二十二条《与公司有关的纠纷》第261款也明确规定了公司清算纠纷这一案由。各地人民法院在根据上述规定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的过程中，陆续向我院反映，鉴于上述规定比较笼统，以及强制清算案件非讼性特点等原因，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缺乏具体、翔实、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导致各地法院案件审理进展困难，且存在执法尺度不一的状况。虽然我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在公司法的基础上已对程序性规范作出一定规定，但仍然无法满足审判实践的需要。一些高级法院自行出台了有关公司强制清算方面的规范意见，以解决本辖区内审理相关案件规范依据不足的问题。
在当前因受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影响，许多公司资金链断裂、经营严重困难、公司大量解散的背景下，债权人、股东和公司的利益纷争和矛盾不断激化，人民法院受理的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呈激增状态，商事审判工作面临新的挑战。为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商事审判的职能作用，指导各级人民法院正确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规范市场主体退出机制，维护市场运行秩序，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我庭在充分调研，并就相关问题征求专家学者和我院有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于2009年9月15至16日在浙江省绍兴市召开全国部分法院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与会同志结合各地法院审判经验，通过认真讨论，就有关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达成了共识，形成该《纪要》。
问：《纪要》将坚持清算程序公正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应当遵循的首要原则予以明确，是基于何种考虑？
答：程序法一直被视为实体法的辅助法，随着程序独立价值的日益彰显，程序保障或者程序正义的呼声越来越高，人们逐渐认识到，没有程序保障的实体正义不是真正的正义。公司强制清算主要是一种程序制度，其所规范的是公司清算过程中各相关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合理秩序，目的在于在公平、公正的秩序中寻求各方利益的平衡，通过清算程序有序地结束公司存续期间成立的各种法律关系，合理调整众多法律主体的利益，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因此，公司强制清算更需要程序的保障。
坚持清算程序公正原则，要求整个清算程序都必须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做到程序严密、程序合法、程序正当。这就要求人民法院将清算程序的全部过程置于法定程序之下，不能出现没有程序保障的真空状态，即使在法律难以进行细密规范的操作进程中，也要恪守正当的程序理念。
这里，我想再明确一下，缺乏细致的清算法是我们出台该《纪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强制清算的审理和其他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不同，法官自由裁量的余地很窄，很多问题需要有明确的规范依据。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将坚持清算程序公正原则作为首要原则予以明确，要求各级法院在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时，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坚持在程序正义的基础上实现清算结果的公正。
问：《纪要》专门对公司强制清算案件的案号管理进行了规范，是基于何种考虑？
答：案号问题表面看似简单，但实践中确有一些问题亟待规范。有的法院原先是按照一般的民商事案件确立案号，如此，一是无法体现公司强制清算案件的非讼特点，导致法院在适用诉讼程序中错误适用一般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如当事人以起诉书方式提起公司强制清算申请，法院以判决书方式判决公司清算，当事人又依据法院判决向执行机关申请强制执行等等；二是在法院内部绩效考核时无法准确确定审理法官的工作量和审结率、未审结率等，由于公司强制清算案件是对公司存续阶段形成的所有法律关系的概括性了结，审理这类案件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按照普通案件确立案号统计工作量不利于这类案件的审理。
因此，我们参照企业破产案件案号的管理，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的案号确定为“清”字号。而且，考虑到申请人向法院提交强制清算申请后至法院裁定受理强制清算申请前，法院要进行大量的质证审查工作，因此，又将“清”字号案件区分阶段确立为“清（预）”字和“清（算）”字两种。这样，一是在案件进展阶段上即受理还是没有受理做了区分，二是在程序逻辑上进行明确，以此保障法院受理前听证程序的顺利进行，三是在工作量统计上也更加客观准确。
问：《纪要》对于强制清算的申请、审查和受理做了细致的阐述，这其中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答：如前所述，公司强制清算案件与一般民商事案件不同，在是否受理的审查中涉及很多内容，在这点上类似于企业破产案件的受理。因此，《纪要》一方面明确了申请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清算时应当提交的有关材料，包括清算申请书、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享有债权或者股权，被申请人已经发生解散事由的有关证据，以及公司故意拖延清算，或者存在其他违法清算行为可能严重损害其利益的相关证据材料；另一方面，又对法院应当仅仅围绕申请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进行听证审查予以明确，目的在于依法裁定是否受理公司强制清算申请。对于申请人具备了公司法及公司法司法解释二所规定的债权人或者股东资格，公司确实已经发生了解散事由，以及公司应当自行清算而没有自行清算或者违法清算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作出受理强制清算申请的裁定。反之则应裁定不予受理。
这里要特别强调两点，一是被申请人就申请人对其是否享有债权或者股权，或者对被申请人是否发生解散事由存在异议的，原则上应当另案予以解决，解决后再行决定是否受理强制清算申请，对于已有生效法律文书或者明确解散事由的除外。二是申请人以其为公司实际出资人为由申请强制清算，但不能提供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其为股东等证据材料的，其不符合申请强制清算主体资格，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另行诉讼或者通过其他途径确认其股东身份后再行申请强制清算，其坚持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
问：实践中，普遍存在被申请人解散后不依法清算，故意逃废债务，导致法院因被申请人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或者人员下落不明而无法清算，对此，人民法院应如何应对？
答：这种非诚信现象在现实社会中确实存在，对此，我院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和第二十条，以及法释〔2008〕10号《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已作出相应规定，我们在《纪要》中对此又做了进一步明确和补充。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于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清算或者强制清算的案件，人民法院不能因为被申请人的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或者被申请人人员下落不明无法进行清算为由不予受理。申请破产清算的，人民法院也不能以债权人无法举证证明债务人出现了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破产原因为由，不受理债权人的申请。
第二，人民法院依法受理破产清算申请或强制清算申请后，应当依据企业破产法和公司法有关规定，要求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以及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等有关人员提交企业真实的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情况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经过法院释明以及采取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后，被申请人的有关人员仍然不提交上述材料或提交的材料明显不真实、不全面，导致根本无法清算或无法全面清算的，对于尚有部分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可以进行部分清偿的，法院应当就现有财产进行公平清偿，然后以无法全面依法清算为由终结清算程序；对于没有任何财产、账册、重要文件，被申请人人员下落不明的，法院应当以无法清算为由终结清算程序。
最后，因无法清算或者无法依法全面清算而终结清算程序，与依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依法清算，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分配而终结破产清算程序，其法律后果是截然不同的。因依法清算，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分配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的结果，是剩余债务不再清偿；债务人仅以其破产财产为限承担责任，债务人破产清算程序终结后，除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二年内发现有依法应当追回的财产或者债务人有应当供分配的其他财产的，可以追加分配外，对于债务人未能依破产程序清偿的债务，原则上不再予以清偿。而因债务人的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债务人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清算而终结的，虽然债务人的法人资格因清算程序终结而终止，但其既有的民事责任并不当然消灭，而是应当由其清算义务人承担偿还责任。
鉴于此，《纪要》明确，人民法院以无法清算或者无法全面清算为由裁定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应当根据申请人的不同在终结裁定中分别载明，债权人可以另行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的规定，要求被申请人的股东、董事、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对其债务承担偿还责任；股东可以向控股股东等实际控制公司的主体主张有关权利。这里，债权人因债务人的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义务导致无法清算或者无法全面清算时向债务人的清算义务人主张权利的范畴是明确的，因此，债务人的清算义务人的责任范畴也是确定的。但是，因控股股东等实际控制公司的主体的原因导致无法清算或者无法全面清算，股东因无法获得应有的剩余财产分配而向控股股东等实际控制公司的主体主张有关权利时，其权利范畴的界定是个问题，对此，我们考虑可以通过举证责任倒置来解决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问题，即在控股股东控制公司的前提下该清算不清算，或者不依法提交有关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情况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导致无法清算或者无法全面清算，其他股东起诉请求控股股东等实际控制公司的主体返还出资并承担损失的，除非控股股东等实际控制公司的主体能够充分证明公司已经资不抵债没有剩余财产进行分配或者不能返还出资，或者虽然公司有剩余财产可供分配但数额低于权利人主张的数额，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其诉请。
问：强制清算和破产清算同为法人退出机制中的清算程序，且都是在法院主导下进行的司法程序，请问这两个清算程序有什么区别和关联？人民法院在适用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答：在分类上，公司清算分为解散清算和破产清算，强制清算属于解散清算的一种，是在自行清算不能的情况下启动的一个司法清算程序。公司出现解散事由时，如果公司财产足以偿还全部债务，公司应当通过解散清算（包括自行清算和强制清算）清理所有债权债务关系，全额清偿完毕所有债务并且分配完毕剩余财产后终止法人资格。如果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公司应当通过破产清算程序，公平清偿债务后终止法人资格。强制清算程序是以全额清偿债务为前提的，而破产清算是因不能全额清偿债务从而按照一定的先后顺序清偿债务，对同一顺序的债务在破产财产不够清偿时是按照比例进行清偿的，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公平受偿。
由于强制清算程序启动的前提是公司财产尚足以偿还全部债务，因此，强制清算程序的启动不具有冻结清算中公司财产的效力，对于强制清算中公司的给付之诉和强制执行等，原则上不具有停止功能。而破产清算因其启动的前提是公司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因此，破产清算程序一旦启动，一是所有针对破产企业的给付之诉不得再行提起，对于申报债权过程中所产生的争议只能提起破产债权的确认诉讼，二是所有针对破产企业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所有债权债务关系一并归入破产清算程序中一揽子解决，以此保障全体债权人的公平受偿。实践中，由于启动强制清算时公司财产是否足以偿还全部债务更多是从账面体现出来的，而在清算变现企业财产、追收债权、转让股权等过程中，账面财产和实际变现财产可能会出现差额，甚至差距甚大，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进入强制清算程序后，公司财产变现后事实上无法全额偿还全部债务的情形，这时就面临着强制清算向破产清算的转化。
在强制清算程序与破产清算程序的衔接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公司强制清算中，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时，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应当首先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七条的规定，与债权人协商制作有关债务清偿方案并清偿债务，以此避免进入费时、费力、费钱的破产清算程序，提高公司清算效率，充分保护债权人利益。
第二、如果债权人不能协商一致形成债务清偿方案，清算组应当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八条和企业破产法第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
第三、前已述及，由于公司强制清算的前提是财产足以偿还全部债务，因此，强制清算程序的启动并无冻结公司财产的效力，强制执行行为和个别清偿行为在申报债权后是可以进行的。如果有关债权人认为公司事实上已经出现破产原因或者存在不能清偿全部债务的重大嫌疑时，为阻却个别清偿和个别执行，防止最终公司财产无法清偿所有债权人的债权而有损其利益的，可以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二条和第七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另行提起破产申请，人民法院对此申请应当依法进行审查。权利人的破产申请符合企业破产法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裁定予以受理。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后，应当裁定终结强制清算程序。
第四、强制清算转入破产清算后，要注意做好两个程序的清算机构、清算费用、清算事务等的衔接。对于强制清算清算组中的中介机构或者个人成员，除存在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等不宜担任管理人或者管理人成员的情形外，人民法院可根据企业破产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指定该中介机构或者个人作为破产案件的管理人，或者吸收该中介机构作为新成立的清算组管理人的成员，以便通过清算成员的衔接实现清算事务的衔接。上述中介机构或者个人不宜担任破产清算中的管理人或者管理人的成员的，原强制清算中的清算组应当及时将清算事务及有关材料等移交给管理人。公司强制清算中已经完成的清算事项，如无违反企业破产法或者有关司法解释的情形的，在破产清算程序中应承认其效力。同时作为强制清算清算组成员和破产清算管理人或者管理人成员的中介机构和个人，在公司强制清算和破产清算中取得的报酬总额，不应超过按照企业破产计付的管理人或者管理人成员的报酬。人民法院收取强制清算申请费后，转入破产清算程序后不再另行计收破产案件申请费；收取的强制清算案件申请费超过30万元的，超过部分不再收取，已经收取的，应予退还。
就《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答记者问
(2006年5月1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已由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并自2006年1月1日起实施，5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又颁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以下简称《规定（一）》。日前，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
问：制定该《规定（一）》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答：修订后的公司法对原公司法作了较大修改，在总体结构上由原来的十一章增加为十三章，由原来的230条减少为219条，其中，新增加44条，修改91条，删除13条。公司法对涉及公司法律关系的一些民事权益制度做出了重新安排，更加尊重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取消了不合时宜的国家强制性管理规定，增加了公司治理结构的程序规范，规定了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民事责任，注重保护中小股东民事权益。
修订后的公司法增强了保护民事权益的可诉性，如关于公司设立、股东出资、股权确认、股权转让、股东权益直接诉讼、股东代表诉讼以及关联交易和公司人格否认等，在发生争议或者相关人员认为权益被侵害时均可以行使诉权。当然，新颁布的公司法也只是定位在修订层面上，对有些问题的规定仍然过于原则，特别是公司法是集行为法、组织法和程序法于一身，而民事诉讼法又在修订过程中，这就提出了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如何在司法程序中准确理解公司法立法原意，进一步统一裁判尺度的问题。公司法实施后，人民法院受理的公司诉讼案件类型将会大量增多，很多问题都需要根据立法原则作出司法解释。当前急需解决的是新旧法衔接和法院受理方面的问题。为此，我们对目前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进行解释，对其他有关方面的问题，我们将加大调研力度，及时总结审判实践经验，并在后续的工作中择机陆续出台。
2005年10月27日公司法修订并审议通过后，最高人民法院即向全国法院发出通知，要求广大法官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公司法，加强培训工作，与此同时，完成了最高人民法院《规定（一）》的起草工作，并严格按照制定司法解释的程序，先后召开法院系统、学术界和律师界的论证会。在广泛征求意见和论证的基础上，我们又征求了院内相关部门和国务院法制办、全国人大法工委的意见，最后，报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问：该《规定（一）》对修订后的公司法和原公司法在适用问题上是如何做好衔接的？
答：新法颁布后，往往存在新旧法在适用上的衔接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通常情况下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当时合同法、担保法、票据法等法律颁布后，最高人民法院为解决新旧法律适用上的衔接问题，曾经以司法解释或者通知的方式，对此问题作出了规定，公司法修订后，我院根据以往工作惯例，对修订后的公司法和原公司法在适用衔接上作出了三个方面的规定：一是明确公司法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公司法实施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和新受理的民事案件，其民事行为或事件发生在公司法实施以前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二是因公司法实施前有关民事行为或者事件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如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时，可参照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三是对公司法实施前人民法院已经终审的案件依法进行再审时，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不适用修订后的公司法的规定。
问：《规定（一）》对以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和第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事由起诉时超过期限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是如何考虑的？
答：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第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自股东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六十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从上述规定看，公司法分别对股东因规定事由提起诉讼的期限作出了限制性规定，但对超过该期间后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如何处理的问题，公司法没有规定，需要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明确。在起草过程中，我们对这两条涉及的期间性质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学术界和实务界多数意见认为，这两个期间既不是诉讼时效也不是除斥期间，并且我国行政法规中也大都有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间限制，对这个期限亦没有定性。因此，无论对该期间性质如何认定，目前均缺乏法理依据，且目前法院的立案制度采取的是审查制，从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节约司法成本的角度综合考量，对起诉超过上述规定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故《规定（一）》采纳了这种意见。
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的连续持股180日的计算方法是如何确定的？
答：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提起诉讼的持股比例和持股时间，但没有规定持股时间起算点和当时持股与连续持股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涉及原告资格。
对持股时间的起算点，多数意见认为应当采取简单方便并且是放宽计算的方法，即自股东起诉之日向前推算满180日即符合持股时间。
对于起诉人在侵权行为发生当时是否必须持股的问题，征求意见过程中，多数意见认为此问题应不作规定，主要理由是侵权行为情况比较复杂，侵权行为发生的时间有时也难以界定，有的甚至是持续性的，如果规定当时持股，其程序性审查需要占用更多的司法资源，加大司法成本，更重要的是股东代表诉讼是为了维护公司的整体利益。另外，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对股东代表诉讼限制性规定应当与公司制度发展状况和诉讼案件发生情况相适应，我国现阶段股东代表诉讼案件还不是很多，对股东代表诉讼尚不需要作出更加严格的限制，这样规定有利于促使公司依法经营管理，亦有利于提高股东的维权意识，因此，以不规定侵权行为发生时持股原则为宜。至于在诉讼过程中丧失股东资格的，可以依照公司法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驳回起诉。
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是指多个股东股份数额的合计，该问题同样涉及到原告股东资格问题，本《规定（一）》明确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是指两个以上股东持股份额的合计。对该类案件的受理，可能会出现共同原告提起诉讼的问题。
（法释〔2017〕16号）
为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结合人民法院审判实践，现就公司决议效力、股东知情权、利润分配权、优先购买权和股东代表诉讼等案件适用法律问题作出如下规定。
第一条 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第二条 依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原告，应当在起诉时具有公司股东资格。
第三条 原告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不成立、无效或者撤销决议的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对决议涉及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依法列为第三人。
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其他有原告资格的人以相同的诉讼请求申请参加前款规定诉讼的，可以列为共同原告。
第四条 股东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符合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会议召集程序或者表决方式仅有轻微瑕疵，且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五条 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
（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
（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
（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
（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 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被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或者撤销的，公司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
第七条 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七条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起诉请求查阅或者复制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公司有证据证明前款规定的原告在起诉时不具有公司股东资格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原告有初步证据证明在持股期间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请求依法查阅或者复制其持股期间的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除外。
第八条 有限责任公司有证据证明股东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股东有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不正当目的”：
（一）股东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主营业务有实质性竞争关系业务的，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
（二）股东为了向他人通报有关信息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
（三）股东在向公司提出查阅请求之日前的三年内，曾通过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向他人通报有关信息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
（四）股东有不正当目的的其他情形。
第九条 公司章程、股东之间的协议等实质性剥夺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七条规定查阅或者复制公司文件材料的权利，公司以此为由拒绝股东查阅或者复制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条 人民法院审理股东请求查阅或者复制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案件，对原告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的，应当在判决中明确查阅或者复制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时间、地点和特定文件材料的名录。
股东依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查阅公司文件材料的，在该股东在场的情况下，可以由会计师、律师等依法或者依据执业行为规范负有保密义务的中介机构执业人员辅助进行。
第十一条 股东行使知情权后泄露公司商业秘密导致公司合法利益受到损害，公司请求该股东赔偿相关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根据本规定第十条辅助股东查阅公司文件材料的会计师、律师等泄露公司商业秘密导致公司合法利益受到损害，公司请求其赔偿相关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第十二条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未依法履行职责，导致公司未依法制作或者保存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七条规定的公司文件材料，给股东造成损失，股东依法请求负有相应责任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第十三条 股东请求公司分配利润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
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其他股东基于同一分配方案请求分配利润并申请参加诉讼的，应当列为共同原告。
第十四条 股东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有效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公司拒绝分配利润且其关于无法执行决议的抗辩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公司按照决议载明的具体分配方案向股东分配利润。
第十五条 股东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但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除外。
第十六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因继承发生变化时，其他股东主张依据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七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不同意的股东不购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视为同意转让。
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其他股东主张转让股东应当向其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转让股权的同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转让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转让股东依据本规定第二十条放弃转让的除外。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在判断是否符合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三款及本规定所称的“同等条件”时，应当考虑转让股权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及期限等因素。
第十九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主张优先购买转让股权的，应当在收到通知后，在公司章程规定的行使期间内提出购买请求。公司章程没有规定行使期间或者规定不明确的，以通知确定的期间为准，通知确定的期间短于三十日或者未明确行使期间的，行使期间为三十日。
第二十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转让股东，在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后又不同意转让股权的，对其他股东优先购买的主张，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其他股东主张转让股东赔偿其损失合理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第二十一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其他股东仅提出确认股权转让合同及股权变动效力等请求，未同时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他股东非因自身原因导致无法行使优先购买权，请求损害赔偿的除外。
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因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可以依法请求转让股东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通过拍卖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适用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或者第七十二条规定的“书面通知”“通知”“同等条件”时，根据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确定。
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转让有限责任公司国有股权的，适用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或者第七十二条规定的“书面通知”“通知”“同等条件”时，可以参照产权交易场所的交易规则。
第二十三条 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的，应当列公司为原告，依法由监事会主席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代表公司进行诉讼。
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对监事提起诉讼的，或者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对他人提起诉讼的，应当列公司为原告，依法由董事长或者执行董事代表公司进行诉讼。
第二十四条 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条件的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直接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他人提起诉讼的，应当列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条件的其他股东，以相同的诉讼请求申请参加诉讼的，应当列为共同原告。
第二十五条 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直接提起诉讼的案件，胜诉利益归属于公司。股东请求被告直接向其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六条 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直接提起诉讼的案件，其诉讼请求部分或者全部得到人民法院支持的，公司应当承担股东因参加诉讼支付的合理费用。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
本规定施行后尚未终审的案件，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或者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规定。
依法保护股东权利 促进规范公司治理——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就《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罗书臻
8月2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解释》），就此，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问：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提出要适时出台司法解释，加强对中小股东权利保护，增强社会投资的积极性。《解释》在落实该意见要求，加强对中小股东权利保护方面作出了怎样的规定？
答：对少数投资者的权利保护是评价营商环境的重要指标。为贯彻中央重大部署，最高人民法院于前不久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特别强调了对中小股东权利的司法保护。发布实施《解释》，正是深化落实该意见的重要举措。
由于中小股东在公司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公司法对股东权利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小股东权利的保护。《解释》聚焦表决权、知情权、利润分配权、优先购买权、监督权等五个方面的股东权利，努力加强对股东权利的司法救济。一是全面系统覆盖救济领域。股东权利具有丰富的多层次的内涵，具有很强的体系性。加强对股东权利的司法救济，必须全面系统地解决相关法律问题。为此，《解释》既加强了对表决权等共益权的司法救济，也加强了对利润分配权等自益权的司法救济；既涵盖了实体权利的救济，合理平衡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利益，也充分考虑了公司诉讼程序的独特性，就当事人诉讼地位等程序问题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既包括对知情权等手段性权利的保护，也完善了对利润分配请求权等目的性权利的司法救济。二是突出重点解决救济难题。《解释》始终坚持问题导向，重点解决在股东权利纠纷中存在的法律适用难题。比如第四条规定了决议不成立之诉，解决了现有决议效力瑕疵诉讼案由不完善，对股东表决权救济不足的难题；第九条肯定了股东法定知情权的固有权属性，解决了该权利被实质性剥夺或者让渡时，股东难以对利润分配权、表决权有效救济的难题，等等。三是积极探索完善救济途径。对一些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但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解释》力图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探索强化对股东权利的救济。比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依法履行制作保存公司文件资料，从根本上损害股东法定知情权时，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相应的救济途径。《解释》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赔偿责任的规定，在第十二条规定了相应的赔偿责任。再如，由于司法介入公司利润分配缺乏公司法上的直接依据，《解释》立足公司法原理，依据公司法第四条、第二十条等规定，在第十五条规定了司法介入公司利润分配的特定情形。总之，《解释》的发布施行，将指导人民法院更加准确适用公司法，充分发挥公司法功能，依法保护股权，为广大公司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问：公司已经成为我国企业的主要类型。广大公司非常关注审理公司治理纠纷的相关司法政策。《解释》以规范公司治理为核心内容，发布施行后将对公司治理的法治化有何重大影响？
答：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股东权利的行使是公司治理的基础和主要内容。《解释》以股东权利为主线，亦即以规范公司治理为核心内容，涵盖决策、执行、监督等公司治理的各个方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完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决议效力瑕疵诉讼机制，促进公司决策的规范化。第二，加强股东知情权保护，完善股东代表诉讼机制，为股东监督公司经营提供司法保障。第三，完善股东之间的利润分配等利益冲突解决机制，避免和化解公司僵局。
《解释》发布施行后，对公司治理的法治化将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一是促使公司更加依法尊重中小股东权利。《解释》加强对中小股东权利的司法救济，将对大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损害甚至剥夺中小股东的表决权、知情权、利润分配权等行为依法予以必要遏制，引导公司更加公平地对待中小股东。二是促使公司更加注重公司程式。公司内部活动的程序和形式，在公司治理中既有其独立的价值，也对保障公司治理的公平性具有重要意义。《解释》十分重视对违反公司程式的瑕疵救济。比如，完善了决议可撤销、决议不成立等法律适用规则，将促使公司严格遵守法律和公司章程对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的规定，以避免决议效力受到影响。三是促使公司更加重视公司章程和公司自治。《解释》始终坚持对公司章程和公司自治的尊重，尽可能减少司法介入，在多处规定“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还在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限等问题上肯定了章程规定的优先效力。这些规定将促使公司更加重视公司章程的“意思自治”，逐步改变公司章程千篇一律的现状，使公司治理实现规范化与个性化的统一，有效提高公司治理的内在活力。
问：公司治理纠纷发生后，往往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一定消极影响。《解释》如何在保护股东权利与维护公司稳定经营之间实现利益平衡？
答：公司法的适用涉及公司、股东、董事、债权人、职工等诸多主体利益的冲突，同时也关系到公法与私法、公司利益与社会责任、股东权益与公司发展等相互关系的协调。因此，如何实现不同主体和各类关系的利益平衡是公司法适用的永恒主题。以股东和公司的关系为例，股东权利与公司稳定经营和长远发展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也可能由于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经营管理层之间的分歧而发生冲突。股东依法行使权利是健全公司治理的基础，而股东权利的滥用又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秩序。贯彻好利益平衡原则，做到既依法保护股东权利，又不给公司经营增加不必要的干扰，是我们制定《解释》过程中始终努力追求的目标。一是立足于保护股东的实际诉讼利益，同时尽可能防止滥诉。比如，《解释》既规定了决议可撤销制度，同时又规定了裁量驳回制度，防止股东滥用可撤销之诉，干扰公司正常经营。再如，《解释》既依法保障股东的诉讼权利，又明确、合理地界定了相关诉讼的原告范围，正确掌握诉的利益原则在公司诉讼领域中的识别方法和判断标准，尽可能减少对公司治理的干预。二是尽可能采取列举式的规定，增强公司诉讼的可预期性，引导规范公司治理，减少公司纠纷案件。比如，关于决议不成立、股东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不正当目的等等，均列举了若干具体情形，增强了《解释》的可操作性。三是尽可能尊重公司自治，穷尽公司内部救济，仅规定有限的司法介入。由于在资本民主的前提下，股东之间力量和地位的不平衡，经常会导致公司自治失灵，因此司法审判适度介入公司自治，维护公司内部的实质公平正义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必须防止司法过度介入公司自治。比如，就公司利润分配纠纷，《解释》坚持以公司决议分配为原则，仅规定了有限的例外情形，即有限责任公司和未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滥用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情形下，人民法院方可判决公司作出分配决议，甚至强制分配。四是尽可能适用共同诉讼和第三人制度，既保护股东诉权，又减少公司诉累。
如通过将诉讼请求相同的诉讼合并为一个共同诉讼，或者将与诉讼标的在法律上有利害关系的公司或者股东安排为第三人，从而在不影响股东诉权行使的情况下，尽可能提高诉讼效率，以最小的诉讼成本解决纠纷，实现公司诉讼中公正与效率的统一。
问：获取投资收益是公司股东出资的最终目的，因此广大投资者对《解释》关于公司利润分配的规定非常关注。能否介绍一下相关规定及其基本原理？
答：由于股东投资的最终目的就是获得投资收益，因此利润分配权是股东权利的核心。在公司法理论上，股东的利润分配权分为抽象的利润分配权和具体的利润分配权。所谓抽象的利润分配权，是指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进行决算后，股东依据公司的决定获取相应红利的权利。由于公司是否有利润可分配和是否分配利润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抽象的利润分配权属于期待权，但同时又是股东所享有的一种固有权，公司章程或公司机关不得剥夺或限制。所谓具体的利润分配权，是指公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对有关利润分配事项作出决议后，股东所享有的分配请求权。因此，请求公司分配利润是股东的固有权利，但是否以及如何进行利润分配，既属于公司发展谋略和商业判断的范畴，更取决于公司是否具备可分配利润等现实情况，具有不确定性。因此，通常情况下，司法审判不宜亦难以介入公司利润分配。股东不能提供载有具体分配方案的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有效决议的，对其关于分配公司利润的请求，人民法院原则上不予支持。同时，《解释》第十五条亦规定了有限的除外情形，即在公司依法具备可分配利润，且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股东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就公司利润分配予以适当救济。
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就《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答记者问
（最高人民法院 2011年）
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接受了记者采访。
问：请谈谈制定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背景和目的？
答：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可诉性大大增强，公司参与者间的很多纠纷都可以由法院进行裁判。但是，《公司法》对一些制度仅进行了概括性、原则性的规定，而缺乏更具体、更明确的操作规范，法院在审理公司诉讼案件时常常无据可依。近年来，我们尤其发现有关公司资本的形成与维持、股权投资者之间利益的平衡、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公司设立过程中债务的承担等方面涉及的问题较多，对各方主体利益影响也较大。但《公司法》对上述问题的规定却相对简略，导致法律适用上的分歧较多，处理上的难度较大。一些地方法院为克服《公司法》存在的上述问题，以指导意见、会议纪要等形式制定了一些规范性文件，用以指导当地公司诉讼案件的裁判，这些规范中，有的意见和措施合法合理，我们可以总结吸收后在更大范围内指导司法实践。有的作法则值得商榷，需要更权威的规范进行明确。
为在司法实践中正确理解和贯彻《公司法》的精神和原则，明确并统一法律的适用，我们着眼审判实践的需要、根据既有的立法规定、结合成熟的学说观点，制定了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以对上述问题进行规范。解释（三）具体从如下六个方面进行设计：一是落实公司成立前债务的责任主体；二是确立典型非货币出资到位与否的判断标准及救济方式；三是界定非自有财产出资行为的效力；四是明确未尽出资义务（包括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和抽逃出资的认定、诉讼救济的方式以及民事责任；五是规范限制股东权利的条件和方式；六是妥善平衡名义股东、股权权属的实际享有者以及公司债权人间的利益。这些问题在实践中普遍存在，而在理论上较为疑难，所以我们在制定过程中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并召集了公司法专家和经验丰富的法官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征求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等国家机关的意见，通过吸收各方意见，形成了目前解释（三）的规定。通过这些规定，我们认为可以实现以下效果：一是具体落实公司不同参与者的义务和责任，制约公司参与者的不诚信行为，促进公司依法规范设立及运营；二是促使公司资本的稳定与维持，为与公司交易的第三人的利益提供保障；三是按照商法规律正确解决一些在实践中长期存在分歧的问题，依法引导各级法院树立商法意识，强化商法理念，妥善审理公司诉讼案件。
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公司设立阶段发起人订立的合同的责任承担是怎样规定的？
答：发起人是设立中公司的机关，承担公司筹办事务。在公司设立阶段发起人对外订立的合同有的是为了设立公司即为了公司利益，有的则可能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一般来讲，前一类合同中的责任应当由公司承担，后一类合同中的责任应当由发起人自己承担。但是实践中，上述合同的相对人往往并不能确切地知道该合同是为了实现谁的利益，也不知道合同最终的利益归属，所以如果按照利益归属标准来确定合同责任主体，将使合同相对人的利益面临较大风险。为了适当降低合同相对人的查证义务、加强对相对人利益的保护，公司法司法解释（三）总体上按照外观主义标准来确定上述合同责任的承担。
具体来讲：其一，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订立的合同，由于对相对人而言合同中载明的主体是发起人，所以原则上应当由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另一方面，如果公司成立后确认了该合同、或者公司已实际成为合同主体（即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而且合同相对人也要求公司承担责任，这表明公司愿意成为合同主体且合同相对人也愿意接受公司作为合同主体，此时由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符合合同法的一般原理，故我们规定可以由公司承担合同责任；其二，发起人在公司设立阶段以设立中公司名义订立合同，由于合同中载明的主体是设立中的公司，所以原则上应当由成立后的公司承担合同责任。但是，如果公司有证据证明发起人是为自己利益而签订该合同，且合同相对人对此明知的，这表明发起人实质上不是以公司作为合同主体、合同相对人也明知公司不是合同主体，故此时不应由成立后的公司承担合同责任。所以我们规定公司有证据证明发起人存在上述情形且相对人非善意时，公司不承担合同责任，此时合同责任仍由发起人承担。
问：非货币财产出资在实践中存在哪些问题？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其是如何规范的？
答：《公司法》许可股东用一定的非货币财产出资，但没有明确规定非货币财产出资的相关标准及程序。实践中围绕非货币财产出资产生的纠纷较多，主要包括：1、用于出资的非货币财产未进行价值评估，公司或其他股东等请求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2、股东对用于出资的非货币财产不享有处分权，较为常见的是股东将他人所有的财产用于出资，该财产的真实权利人请求认定出资行为无效；3、非货币财产出资没有实际、完全地到位等。由于非货币财产是公司资本的组成部分，所以其存在的上述问题将影响公司资本的充实，对公司利益和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都存在不利。为保障公司资本的充实和维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非货币财产出资进行了专门规范。
首先，未评估作价的非货币财产由于其实际价值是否与章程所定价额相符并不明确，在当事人请求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时，我们认为此时法院应委托合法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然后将评估所得的价额与章程所定价额相比较，以确定出资人是否完全履行了出资义务。这种由法院委托评估的方式既可以便捷地解决纠纷，也可以尽快落实公司资本是否充实。
其次，设定了非货币财产出资到位与否的司法判断标准，尤其是对于权属变更需经登记的非货币财产，我们坚持权属变更与财产实际交付并重的标准。即：该财产已实际交付公司使用但未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在诉讼中法院应责令当事人在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办理权属变更手续。在该期间办理完前述手续后，法院才认定其已履行出资义务。另一方面，出资人对非货币财产已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但未实际交付公司使用的，解释（三）规定法院可以判令其向公司实际交付该财产、在交付前不享有股东权利。这些规定旨在敦促出资人尽快完全履行出资义务，保证公司资本的确定。同时，对用土地使用权、股权这些较为常见的非货币财产出资的，解释（三）也规定了出资义务履行的认定标准。
再次，我们认为出资人用自己并不享有处分权的财产进行出资时，该出资行为的效力不宜一概予以否认。因为无权处分人处分自己不享有所有权（处分权）的财产时，只要第三人符合《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条件，其可以构成善意取得，该财产可以终局地为该第三人所有。而出资行为在性质上属于处分行为，出资人用非自有财产出资，也属于无权处分，那么在公司等第三人构成善意的情形下，其也应当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这有利于维持公司资本，从而保障交易相对人的利益。所以解释（三）规定以不享有处分权的财产出资的，出资行为的效力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而对实践中出资人用贪污、挪用等犯罪所获的货币用于出资的，尤其应防止将出资的财产直接从公司抽出的做法，此时应当采取将出资财产所形成的股权折价补偿受害人损失的方式，以保障公司资本之维持、维护公司债权人利益，所以解释（三）明确规定此时法院应当采取拍卖或变卖的方式处置该股权。
问：督促股东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保障公司资本的充实是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一个重要目的，解释（三）具体是通过何种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的？
答：出资义务是股东对公司最基本的义务，股东未尽出资义务既损害公司利益，也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督促股东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是本解释（三）的一个重要任务。前面谈到的我们设定非货币财产出资到位的判断标准，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促使出资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总的说来，在促使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方式上，解释（三）表现出了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其一，拓宽了出资民事责任的主体范围。第一，将《公司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对股份公司场合中其他发起人的连带出资义务也适用到有限责任公司场合，即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如果未按章程规定缴纳出资的，发起人股东与该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第二，规定增资过程中股东未尽出资义务的，违反勤勉义务的董事、高管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三，由于协助股东抽逃出资行为的非法性更甚于未尽勤勉义务催收资本的行为，所以我们规定抽逃出资时协助股东抽逃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管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应承担连带责任；第四，规定在第三人代垫资金协助出资人设立公司、双方约定验资成立后出资人抽回资金偿还该第三人的情形下，在出资人不能补足出资时，该第三人应与出资人承担连带责任；第五，未尽出资义务的股东转让股权时，知道该未尽出资义务事由仍受让股权的受让人应当与该股东承担连带责任。
其二，明确并拓宽了请求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主体范围。股东未尽出资义务时，《公司法》没有明确谁可以请求股东履行义务，一般认为公司当然可以请求。本解释（三）则明确并拓宽了原告的范围。第一，明确了公司可以提出请求；第二，规定了其他股东可以行使诉权，可以要求该股东或其他发起人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要求抽逃出资的股东或协助人员返还出资；第三，很多情形下也规定了债权人可以提出请求，要求未尽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责任，也可以要求公司发起人与该股东一起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还可以要求抽逃出资的股东承担同样的责任。
其三，明确了股东未尽出资义务时的责任包括利息责任。即股东未尽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时，该笔出资所产生的利息损失也属于股东等责任人的赔偿范围。另一方面，解释（三）也明确规定了股东等责任人对公司、对公司债权人的此种责任是一次性的责任，而不是重复责任，股东等责任人向公司或债权人已经承担前述责任后，公司或公司其他债权人不得再次请求其承担同样的责任。这一规定可以解决实践中对此存在的分歧。
其四，限制了股东在出资民事责任中的抗辩。首先是诉讼时效抗辩的限制，明确规定股东的出资义务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未尽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的股东，不得以该义务已经过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其次是身份抗辩的限制，即股东不得以自己仅为名义股东来抗辩出资义务的履行，即使其为名义股东，我们认为其也应履行出资义务。
问： 除了上面谈到的以诉讼的方式促使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外，解释（三）是否还规定了其他的方式？
答：股东未尽出资义务，利害关系人可以以诉讼的方式维护相应的利益。但诉讼毕竟不是一种经济便捷的方式，本解释（三）在制定过程中也充分考虑了这一问题，并在实质上确认了公司的一些更直接的救济方式。主要体现在：
其一，为保障股份公司资本尽快充实，实质上授予了发起人的另行募集权。本解释（三）第六条规定股份公司认股人到期未缴纳出资，经发起人催缴后逾期仍不缴纳，发起人向他人另行募集该股份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募集行为有效。
其二，从司法上认可了公司对未尽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的股东所设定的权利限制。股东未尽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如果仅允许公司采用诉讼的方式来充实资本，实际上并不利于公司合法权益的尽快实现，也容易放纵该股东违反法定出资义务的行为。我们认为此时有必要赋予公司更积极的权利及救济方式，以促使股东的出资尽快到位。对此，我们借鉴了境外一些公司法所规定的股东权利限制制度，明确规定公司通过公司章程或股东会决议，对前述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进行相应合理限制的，人民法院不得否认该限制的效力。
其三，总体上确认了股东资格解除规则、并设定了相应的程序规范。实践中有的公司虽采取前述手段但股东仍不履行出资义务，为了保障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利益，我们在股份公司的场合规定了发起人的另行募集权，相应地，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场合，本解释（三）规定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解除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资格的，人民法院不得否定该解除行为的效力。这实际上认可了公司对该股东资格的解除。由于这种解除股东资格的方式相较于其他救济方式更为严厉，也更具有终局性，所以我们将其限定在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的场合。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部分出资的股东不适用该种规则。股东资格解除后，由于该股东所认缴的出资依旧处于空洞状态，为向公司债权人传达更真实的资本信息、保证债权人利益，此时法院应当向公司释明：要么将资本中该股东未出资部分的“空洞”数额减下来、即减资，要么将该“空洞”补起来、即由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缴纳，这些是公司后续的义务。
以上规定有利于公司通过非诉讼的方式积极地行使权利，以保障公司资本尽快充实。
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为什么要专门规制抽逃出资？
答：抽逃出资是严重侵蚀公司资本的行为，《公司法》明文禁止股东抽逃出资。实践中，有的股东采取各种方式从公司取回财产，这些行为往往具有复杂性、模糊性和隐蔽性等特点，但由于《公司法》没有明确界定抽逃出资的形态，也没有明确规定抽逃出资的民事责任，这使得这些行为中哪些构成抽逃出资常常难以判断，当然也就更难认定行为人的民事责任。从目前的情况看，各地法院对股东抽逃出资的认识分歧较大，没有形成统一的认定标准。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当前股东抽逃出资主要采取直接将出资抽回、虚构合同等债权债务关系将出资抽回、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等方式，这些行为常常是故意、直接针对公司资本进行的侵害，但又囿于举证的困难使得其在个案中很难被认定。为了保障公司资本的稳定与维持、同时便于法院具体操作，有必要作出统一的规定对这些行为予以否定，并由行为人承担相应责任。我们在本解释（三）中对抽逃出资进行了明确界定，将实践中较为常见的一些资本侵蚀行为明确界定为抽逃出资，在此基础上我们又规定了抽逃出资情形下的民事责任。由于抽逃出资导致的法律后果与未尽出资义务导致的法律后果基本相同，所以我们对抽逃出资的民事责任作了与未尽出资义务的民事责任基本相同的规定。
需要说明的是，也有观点认为法院不应推定出资人上述从公司获得财产的行为必然都是故意、直接地针对“资本”进行侵害，有的可能是侵害公司“资产”，而侵害公司资产的行为应当通过侵权行为制度或关联交易制度来解决，与抽逃出资关系不大。这些行为有些不会对公司资本造成损害，不属于抽逃出资。经反复研究，考虑到实践中有的出资人在出资后采取各种方式获得公司资产，而目前《公司法》中并未建立完善的关联交易制度，且这些行为通常都有损资本的维持，所以我们目前仍然保留了对抽逃出资的界定和列举。
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除了督促股东依法履行出资义务之外，在股东权利的保障上是否有相应的规定？
答：一般认为，股东向公司依法缴纳出资后，就履行了其对公司的义务。股东也当然应当从公司获得相应的权利，公司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将股东的名称在相关文件上登记记载等。这些内容实际上也是公司对股东的义务。实践中，很多公司并未依法履行这些义务，这既侵害了股东的权益，也会给股权的稳定性产生影响。故我们在解释（三）中规定，公司未尽上述义务时，股东有权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履行该义务。我们认为这些规定一方面有利于保障股东权益，另一方面还有利于督促公司规范管理和经营，依法置备法律所要求的各类文件资料，切实避免相关纠纷。
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为什么要对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进行规定？对该双方间的利益平衡有怎样的考虑？
答：商事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公司相关文件中记名的人（名义股东）与真正投资人（实际出资人）相分离的情形并不鲜见，双方有时就股权投资收益的归属发生争议。我们认为，如果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约定由名义股东出面行使股权，但由实际出资人享受投资权益时，这属于双方间的自由约定，根据缔约自由的精神，如无其它违法情形，该约定应有效，实际出资人可依照合同约定向名义股东主张相关权益。故我们在解释（三）作了此种规定。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名册中的记名，是名义股东（即记名人）用来向公司主张权利或向公司提出抗辩的身份依据，而不是名义股东对抗实际出资人的依据，所以名义股东不能据其抗辩实际出资人。同样，《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虽然规定未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但我们认为在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就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名义股东并不属于此处的“第三人”，所以名义股东不得以该登记否认实际出资人的合同权利。
在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间，实际出资人的投资权益应当依双方合同确定并依法保护。但如果实际出资人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等，此时实际出资人的要求就已经突破了前述双方合同的范围，实际出资人将从公司外部进入公司内部、成为公司的成员。此种情况下，参照《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我们规定此时应当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
问：在存在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的情形下，如何保障相关第三人的利益？
答：《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股东姓名或名称未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所以第三人凭借对登记内容的信赖，一般可以合理地相信登记的股东（即名义股东）就是真实的股权人，可以接受该名义股东对股权的处分，实际出资人不能主张处分行为无效。但是实践中，有的情况下名义股东虽然是登记记载的股东，但第三人明知该股东不是真实的股权人，股权应归属于他人（即实际出资人），在名义股东向第三人处分股权后如果仍认定该处分行为有效，实际上就助长了第三人及名义股东的不诚信行为，这是应当避免的。所以我们规定实际出资人主张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应按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处理，即登记的内容构成第三人的一般信赖，第三人可以以登记的内容来主张其不知道股权归属于实际出资人、并进而终局地取得该股权；但实际出资人可以举证证明第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股权归属于实际出资人。一旦证明，该第三人就不构成善意取得，处分股权行为的效力就应当被否定，其也就不能终局地取得该股权。
当然，在第三人取得该股权后，实际出资人基于股权形成的利益就不复存在，其可以要求作出处分行为的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
问：股权转让后，未及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形成的名实分离的情形下，公司法司法解释（三）是如何保障第三人利益和受让人利益的？
答：上面谈了因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明确约定而形成的名实分离情形下、如何平衡各方利益的问题。实践中，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即原股东转让股权后，由于种种原因股权所对应的股东名称未及时在公司登记机关进行变更，此时原股东又将该股权再次转让。这种情况下，按照我前面所谈到的，第三人凭借对既有登记内容的信赖，一般可以合理地相信登记的股东（即原股东）就是真实的股权人，可以接受该股东对股权的处分，未登记记名的受让股东不能主张处分行为无效。但是，当确有证据证明第三人在受让股权时明知原股东已不是真实的股权人，股权权属已归于受让股东，在原股东向该第三人处分股权后如果仍认定该处分行为有效，同样也会助长第三人及原股东的不诚信行为，这也是应当避免的。所以我们规定受让股东主张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应按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
如果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知道上述情形，那么第三人可以取得该股权，受让股东的股权利益也不存在了，其可以要求原股东承担赔偿责任。而且，受让股东受让股权后之所以未及时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常常是由于公司的管理层（如董事、高管人员）或实际控制人等未及时代表公司向登记机关申请且提供相应材料而造成，此时，我们认为该类人员对受让股东的损失也有过错，应当对受让股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受让股东有过失的，可以减轻上述人员的责任。
规范审理公司设立、出资、股权确认等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答人民法院报记者问
（2011年2月16日）
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该院民二庭负责人接受了记者采访。
制定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背景和目的是什么？
答：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可诉性大大增强，公司参与者间的很多纠纷都可以由法院进行裁判。但是，公司法对一些制度仅进行了概括性、原则性甚至宣示性的规定，法院在审理公司诉讼案件时常常无据可依。近年来，我们尤其发现有关公司资本的形成与维持、股权投资者之间利益的平衡、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公司设立过程中债务的承担等方面涉及的问题较多，对各方主体利益影响也较大。但公司法对上述问题的规定却相对简略，导致法律适用上的分歧较多，处理上的难度较大。一些地方法院为克服公司法存在的上述问题，以指导意见、会议纪要等形式制定了一些规范性文件，用以指导当地公司诉讼案件的裁判。这些规范中，有的意见和措施合法合理，我们可以总结吸收后在更大范围内指导司法实践。有的做法则值得商榷，需要更权威的规范进行明确。
为在司法实践中正确理解和贯彻公司法的精神和原则，明确并统一法律的适用，我们着眼审判实践的需要、根据既有的立法规定、结合成熟的学说观点，制定了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以对上述问题进行规范。解释（三）具体从如下六个方面进行设计：一是落实公司成立前债务的责任主体；二是确立典型非货币出资到位与否的判断标准及救济方式；三是界定非自有财产出资行为的效力；四是明确未尽出资义务（包括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和抽逃出资的认定、诉讼救济的方式以及民事责任；五是规范限制股东权利的条件和方式；六是妥善平衡名义股东、股权权属的实际享有者以及公司债权人间的利益。这些问题在实践中普遍存在，而在理论上较为疑难，所以我们在制定过程中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并召集了公司法专家和经验丰富的法官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征求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等国家机关的意见，通过吸收各方意见，形成了目前解释（三）的规定。通过这些规定，我们认为可以实现以下效果：一是具体落实公司不同参与者的义务和责任，制约公司参与者的不诚信行为，促进公司依法规范设立及运营；二是促使公司资本的稳定与维持，为与公司交易的第三人的利益提供保障；三是按照商法规律正确解决一些在实践中长期存在分歧的问题，依法引导各级法院树立商法意识，强化商法理念，妥善审理公司诉讼案件。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公司设立阶段发起人订立的合同的责任承担是怎样规定的？
答：发起人是设立中公司的机关，承担公司筹办事务。在公司设立阶段发起人对外订立的合同，有的是为了设立公司即为了公司利益，有的则可能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一般来讲，前一类合同中的责任应当由公司承担，后一类合同中的责任应当由发起人自己承担。但是实践中，上述合同的相对人往往并不能确切地知道该合同是为了实现谁的利益，也不知道合同最终的利益归属，所以如果按照利益归属标准来确定合同责任主体，将使合同相对人的利益面临较大风险。为了适当降低合同相对人的查证义务、加强对相对人利益的保护，公司法司法解释（三）总体上按照外观主义标准来确定上述合同责任的承担。
具体来讲：其一，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订立的合同，由于对相对人而言合同中载明的主体是发起人，所以原则上应当由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另一方面，如果公司成立后确认了该合同、或者公司已实际成为合同主体（即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而且合同相对人也要求公司承担责任，这表明公司愿意成为合同主体且合同相对人也愿意接受公司作为合同主体，此时由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符合合同法的一般原理，故我们规定可以由公司承担合同责任；其二，发起人在公司设立阶段以设立中公司名义订立合同，由于合同中载明的主体是设立中的公司，所以原则上应当由成立后的公司承担合同责任。但是，如果公司有证据证明发起人是为自己利益而签订该合同，且合同相对人对此明知的，这表明发起人实质上不是以公司作为合同主体、合同相对人也明知公司不是合同主体，故此时不应由成立后的公司承担合同责任。所以我们规定公司有证据证明发起人存在上述情形且相对人非善意时，公司不承担合同责任，此时合同责任仍由发起人承担。
非货币财产出资在实践中存在哪些问题？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其是如何规范的？
答：公司法许可股东用一定的非货币财产出资，但没有明确规定非货币财产出资的相关标准及程序。为保障公司资本的充实和维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非货币财产出资进行了专门规范。
首先，未评估作价的非货币财产由于其实际价值是否与章程所定价额相符并不明确，在当事人请求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时，我们认为此时法院应委托合法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然后将评估所得的价额与章程所定价额相比较，以确定出资人是否完全履行了出资义务。这种由法院委托评估的方式既可以便捷地解决纠纷，也可以尽快落实公司资本是否充实。
其次，设定了非货币财产出资到位与否的司法判断标准，尤其是对于权属变更需经登记的非货币财产，我们坚持权属变更与财产实际交付并重的标准。即：该财产已实际交付公司使用但未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在诉讼中法院应责令当事人在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办理权属变更手续。在该期间办理完前述手续后，法院才认定其已履行出资义务。另一方面，出资人对非货币财产已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但未实际交付公司使用的，解释（三）规定法院可以判令其向公司实际交付该财产、在交付前不享有股东权利。这些规定旨在敦促出资人尽快完全履行出资义务，保证公司资本的确定。同时，对用土地使用权、股权这些较为常见的非货币财产出资的，解释（三）也规定了出资义务履行的认定标准。
再次，我们认为出资人用自己并不享有处分权的财产进行出资时，该出资行为的效力不宜一概予以否认。因为无权处分人处分自己不享有所有权（处分权）的财产时，只要第三人符合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条件，其可以构成善意取得，该财产可以终局地为该第三人所有。而出资行为在性质上属于处分行为，出资人用非自有财产出资，也属于无权处分，那么在公司等第三人构成善意的情形下，其也应当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这有利于维持公司资本，从而保障交易相对人的利益。所以解释（三）规定以不享有处分权的财产出资的，出资行为的效力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而对实践中出资人用贪污、挪用等犯罪所获的货币用于出资的，尤其应防止将出资的财产直接从公司抽出的做法，此时应当采取将出资财产所形成的股权折价补偿受害人损失的方式，以保障公司资本之维持、维护公司债权人利益，所以解释（三）明确规定此时法院应当采取拍卖或变卖的方式处置该股权。
督促股东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保障公司资本的充实是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一个重要目的，解释（三）具体是通过何种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的？
答：出资义务是股东对公司最基本的义务，股东未尽出资义务既损害公司利益，也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督促股东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是本解释（三）的一个重要任务。前面谈到的我们设定非货币财产出资到位的判断标准，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促使出资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总的说来，在促使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方式上，解释（三）表现出了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其一，拓宽了出资民事责任的主体范围。第一，将公司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对股份公司场合中其他发起人的连带出资义务也适用到有限责任公司场合，即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如果未按章程规定缴纳出资的，发起人股东与该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第二，规定增资过程中股东未尽出资义务的，违反勤勉义务的董事、高管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三，由于协助股东抽逃出资行为的非法性更甚于未尽勤勉义务催收资本的行为，所以我们规定抽逃出资时协助股东抽逃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管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应承担连带责任；第四，规定在第三人代垫资金协助出资人设立公司、双方约定验资成立后出资人抽回资金偿还该第三人的情形下，在出资人不能补足出资时，该第三人应与出资人承担连带责任；第五，未尽出资义务的股东转让股权时，知道该未尽出资义务事由仍受让股权的受让人应当与该股东承担连带责任。
其二，明确并拓宽了请求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主体范围。股东未尽出资义务时，公司法没有明确谁可以请求股东履行义务，一般认为公司当然可以请求。本解释（三）则明确并拓宽了原告的范围。第一，明确了公司可以提出请求；第二，规定了其他股东可以行使诉权，可以要求该股东或其他发起人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要求抽逃出资的股东或协助人员返还出资；第三，很多情形下也规定了债权人可以提出请求，要求未尽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责任，也可以要求公司发起人与该股东一起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还可以要求抽逃出资的股东承担同样的责任。
其三，明确了股东未尽出资义务时的责任包括利息责任。即股东未尽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时，该笔出资所产生的利息损失也属于股东等责任人的赔偿范围。另一方面，解释（三）也明确规定了股东等责任人对公司、对公司债权人的此种责任是一次性的责任，而不是重复责任，股东等责任人向公司或债权人已经承担前述责任后，公司或公司其他债权人不得再次请求其承担同样的责任。这一规定可以解决实践中对此存在的分歧。
其四，限制了股东在出资民事责任中的抗辩。首先是诉讼时效抗辩的限制，明确规定股东的出资义务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未尽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的股东，不得以该义务已经过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其次是身份抗辩的限制，即股东不得以自己仅为名义股东来抗辩出资义务的履行，即使其为名义股东，我们认为其也应履行出资义务。
除了上面谈到的以诉讼的方式促使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外，解释（三）是否还规定了其他的方式？
答：股东未尽出资义务，利害关系人可以以诉讼的方式维护相应的利益。但诉讼毕竟不是一种经济便捷的方式，本解释（三）在制定过程中也充分考虑了这一问题，并在实质上确认了公司的一些更直接的救济方式。主要体现在：
其一，为保障股份公司资本尽快充实，实质上授予了发起人的另行募集权。本解释（三）第六条规定股份公司认股人到期未缴纳出资，经发起人催缴后逾期仍不缴纳，发起人向他人另行募集该股份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募集行为有效。
其二，从司法上认可了公司对未尽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的股东所设定的权利限制。我们借鉴了境外一些公司法所规定的股东权利限制制度，明确规定公司通过公司章程或股东会决议，对前述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进行相应合理限制的，人民法院不得否认该限制的效力。
其三，总体上确认了股东资格解除规则、并设定了相应的程序规范。实践中有的公司虽采取前述手段但股东仍不履行出资义务，为了保障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利益，我们在股份公司的场合规定了发起人的另行募集权，相应地，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场合，本解释（三）规定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解除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资格的，人民法院不得否定该解除行为的效力。这实际上认可了公司对该股东资格的解除。由于这种解除股东资格的方式相较于其他救济方式更为严厉，也更具有终局性，所以我们将其限定在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的场合。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部分出资的股东不适用该种规则。股东资格解除后，由于该股东所认缴的出资依旧处于空洞状态，为向公司债权人传达更真实的资本信息、保证债权人利益，此时法院应当向公司释明：要么将资本中该股东未出资部分的“空洞”数额减下来、即减资，要么将该“空洞”补起来、即由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缴纳，这些是公司后续的义务。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为什么要专门规制抽逃出资？
答：抽逃出资是严重侵蚀公司资本的行为，公司法明文禁止股东抽逃出资。实践中，有的股东采取各种方式从公司取回财产，这些行为往往具有复杂性、模糊性和隐蔽性等特点，但由于公司法没有明确界定抽逃出资的形态，也没有明确规定抽逃出资的民事责任，这使得这些行为中哪些构成抽逃出资常常难以判断，当然也就更难认定行为人的民事责任。从目前的情况看，各地法院对股东抽逃出资的认识分歧较大，没有形成统一的认定标准。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当前股东抽逃出资主要采取直接将出资抽回、虚构合同等债权债务关系将出资抽回、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等方式，这些行为常常是故意、直接针对公司资本进行的侵害，但又囿于举证的困难使得其在个案中很难被认定。我们在本解释（三）中对抽逃出资进行了明确界定，将实践中较为常见的一些资本侵蚀行为明确界定为抽逃出资，在此基础上我们又规定了抽逃出资情形下的民事责任。由于抽逃出资导致的法律后果与未尽出资义务导致的法律后果基本相同，所以我们对抽逃出资的民事责任作了与未尽出资义务的民事责任基本相同的规定。
需要说明的是，也有观点认为法院不应推定出资人上述从公司获得财产的行为必然都是故意、直接地针对“资本”进行侵害，有的可能是侵害公司“资产”，而侵害公司资产的行为应当通过侵权行为制度或关联交易制度来解决，与抽逃出资关系不大。这些行为有些不会对公司资本造成损害，不属于抽逃出资。经反复研究，考虑到实践中有的出资人在出资后采取各种方式获得公司资产，而目前公司法中并未建立完善的关联交易制度，且这些行为通常都有损资本的维持，所以我们目前仍然保留了对抽逃出资的界定和列举。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除了督促股东依法履行出资义务之外，在股东权利的保障上是否有相应的规定？
答：一般认为，股东向公司依法缴纳出资后，就履行了其对公司的义务。股东也当然应当从公司获得相应的权利，公司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将股东的名称在相关文件上登记记载等。这些内容实际上也是公司对股东的义务。实践中，很多公司并未依法履行这些义务，这既侵害了股东的权益，也会给股权的稳定性产生影响。故我们在解释（三）中规定，公司未尽上述义务时，股东有权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履行该义务。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为什么要对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进行规定？对该双方间的利益平衡有怎样的考虑？
答：商事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公司相关文件中记名的人（名义股东）与真正投资人（实际出资人）相分离的情形并不鲜见，双方有时就股权投资收益的归属发生争议。我们认为，如果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约定由名义股东出面行使股权，但由实际出资人享受投资权益时，这属于双方间的自由约定，根据缔约自由的精神，如无其他违法情形，该约定应有效，实际出资人可依照合同约定向名义股东主张相关权益。故我们在解释（三）作了此种规定。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名册中的记名，是名义股东（即记名人）用来向公司主张权利或向公司提出抗辩的身份依据，而不是名义股东对抗实际出资人的依据，所以名义股东不能据其抗辩实际出资人。同样，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虽然规定未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但我们认为在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就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名义股东并不属于此处的“第三人”，所以名义股东不得以该登记否认实际出资人的合同权利。
在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间，实际出资人的投资权益应当依双方合同确定并依法保护。但如果实际出资人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等，此时实际出资人的要求就已经突破了前述双方合同的范围，实际出资人将从公司外部进入公司内部、成为公司的成员。此种情况下，参照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我们规定此时应当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
在存在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的情形下，如何保障相关第三人的利益？
答：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股东姓名或名称未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所以第三人凭借对登记内容的信赖，一般可以合理地相信登记的股东（即名义股东）就是真实的股权人，可以接受该名义股东对股权的处分，实际出资人不能主张处分行为无效。但是实践中，有的情况下名义股东虽然是登记记载的股东，但第三人明知该股东不是真实的股权人，股权应归属于实际出资人，在名义股东向第三人处分股权后如果仍认定该处分行为有效，实际上就助长了第三人及名义股东的不诚信行为，这是应当避免的。所以我们规定实际出资人主张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应按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处理，即登记的内容构成第三人的一般信赖，第三人可以以登记的内容来主张其不知道股权归属于实际出资人、并进而终局地取得该股权；但实际出资人可以举证证明第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股权归属于实际出资人。一旦证明，该第三人就不构成善意取得，处分股权行为的效力就应当被否定，其也就不能终局地取得该股权。
当然，在第三人取得该股权后，实际出资人基于股权形成的利益就不复存在，其可以要求作出处分行为的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
股权转让后，未及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形成的名实分离的情形下，公司法司法解释（三）是如何保障第三人利益和受让人利益的？
答：上面谈了因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明确约定而形成的名实分离情形下、如何平衡各方利益的问题。实践中，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即原股东转让股权后，由于种种原因股权所对应的股东名称未及时在公司登记机关进行变更，此时原股东又将该股权再次转让。这种情况下，按照我前面所谈到的，第三人凭借对既有登记内容的信赖，一般可以合理地相信登记的股东（即原股东）就是真实的股权人，可以接受该股东对股权的处分，未登记记名的受让股东不能主张处分行为无效。但是，当确有证据证明第三人在受让股权时明知原股东已不是真实的股权人，股权权属已归于受让股东，在原股东向该第三人处分股权后如果仍认定该处分行为有效，同样也会助长第三人及原股东的不诚信行为，这也是应当避免的。所以我们规定受让股东主张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应按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
如果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知道上述情形，那么第三人可以取得该股权，受让股东的股权利益也不存在了，其可以要求原股东承担赔偿责任。而且，受让股东受让股权后之所以未及时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常常是由于公司的管理层（如董事、高管人员）或实际控制人等未及时代表公司向登记机关申请且提供相应材料而造成，此时，我们认为该类人员对受让股东的损失也有过错，应当对受让股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受让股东有过失的，可以减轻上述人员的责任。
规范审理公司设立、出资、股权确认等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答本报记者问
（2011年2月16日）
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该院民二庭负责人接受了记者采访。
制定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背景和目的是什么？
答：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可诉性大大增强，公司参与者间的很多纠纷都可以由法院进行裁判。但是，公司法对一些制度仅进行了概括性、原则性甚至宣示性的规定，法院在审理公司诉讼案件时常常无据可依。近年来，我们尤其发现有关公司资本的形成与维持、股权投资者之间利益的平衡、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公司设立过程中债务的承担等方面涉及的问题较多，对各方主体利益影响也较大。但公司法对上述问题的规定却相对简略，导致法律适用上的分歧较多，处理上的难度较大。一些地方法院为克服公司法存在的上述问题，以指导意见、会议纪要等形式制定了一些规范性文件，用以指导当地公司诉讼案件的裁判。这些规范中，有的意见和措施合法合理，我们可以总结吸收后在更大范围内指导司法实践。有的做法则值得商榷，需要更权威的规范进行明确。
为在司法实践中正确理解和贯彻公司法的精神和原则，明确并统一法律的适用，我们着眼审判实践的需要、根据既有的立法规定、结合成熟的学说观点，制定了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以对上述问题进行规范。解释（三）具体从如下六个方面进行设计：一是落实公司成立前债务的责任主体；二是确立典型非货币出资到位与否的判断标准及救济方式；三是界定非自有财产出资行为的效力；四是明确未尽出资义务（包括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和抽逃出资的认定、诉讼救济的方式以及民事责任；五是规范限制股东权利的条件和方式；六是妥善平衡名义股东、股权权属的实际享有者以及公司债权人间的利益。这些问题在实践中普遍存在，而在理论上较为疑难，所以我们在制定过程中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并召集了公司法专家和经验丰富的法官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征求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等国家机关的意见，通过吸收各方意见，形成了目前解释（三）的规定。通过这些规定，我们认为可以实现以下效果：一是具体落实公司不同参与者的义务和责任，制约公司参与者的不诚信行为，促进公司依法规范设立及运营；二是促使公司资本的稳定与维持，为与公司交易的第三人的利益提供保障；三是按照商法规律正确解决一些在实践中长期存在分歧的问题，依法引导各级法院树立商法意识，强化商法理念，妥善审理公司诉讼案件。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公司设立阶段发起人订立的合同的责任承担是怎样规定的？
答：发起人是设立中公司的机关，承担公司筹办事务。在公司设立阶段发起人对外订立的合同，有的是为了设立公司即为了公司利益，有的则可能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一般来讲，前一类合同中的责任应当由公司承担，后一类合同中的责任应当由发起人自己承担。但是实践中，上述合同的相对人往往并不能确切地知道该合同是为了实现谁的利益，也不知道合同最终的利益归属，所以如果按照利益归属标准来确定合同责任主体，将使合同相对人的利益面临较大风险。为了适当降低合同相对人的查证义务、加强对相对人利益的保护，公司法司法解释（三）总体上按照外观主义标准来确定上述合同责任的承担。
具体来讲：其一，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订立的合同，由于对相对人而言合同中载明的主体是发起人，所以原则上应当由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另一方面，如果公司成立后确认了该合同、或者公司已实际成为合同主体（即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而且合同相对人也要求公司承担责任，这表明公司愿意成为合同主体且合同相对人也愿意接受公司作为合同主体，此时由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符合合同法的一般原理，故我们规定可以由公司承担合同责任；其二，发起人在公司设立阶段以设立中公司名义订立合同，由于合同中载明的主体是设立中的公司，所以原则上应当由成立后的公司承担合同责任。但是，如果公司有证据证明发起人是为自己利益而签订该合同，且合同相对人对此明知的，这表明发起人实质上不是以公司作为合同主体、合同相对人也明知公司不是合同主体，故此时不应由成立后的公司承担合同责任。所以我们规定公司有证据证明发起人存在上述情形且相对人非善意时，公司不承担合同责任，此时合同责任仍由发起人承担。
非货币财产出资在实践中存在哪些问题？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其是如何规范的？
答：公司法许可股东用一定的非货币财产出资，但没有明确规定非货币财产出资的相关标准及程序。为保障公司资本的充实和维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非货币财产出资进行了专门规范。
首先，未评估作价的非货币财产由于其实际价值是否与章程所定价额相符并不明确，在当事人请求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时，我们认为此时法院应委托合法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然后将评估所得的价额与章程所定价额相比较，以确定出资人是否完全履行了出资义务。这种由法院委托评估的方式既可以便捷地解决纠纷，也可以尽快落实公司资本是否充实。
其次，设定了非货币财产出资到位与否的司法判断标准，尤其是对于权属变更需经登记的非货币财产，我们坚持权属变更与财产实际交付并重的标准。即：该财产已实际交付公司使用但未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在诉讼中法院应责令当事人在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办理权属变更手续。在该期间办理完前述手续后，法院才认定其已履行出资义务。另一方面，出资人对非货币财产已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但未实际交付公司使用的，解释（三）规定法院可以判令其向公司实际交付该财产、在交付前不享有股东权利。这些规定旨在敦促出资人尽快完全履行出资义务，保证公司资本的确定。同时，对用土地使用权、股权这些较为常见的非货币财产出资的，解释（三）也规定了出资义务履行的认定标准。
再次，我们认为出资人用自己并不享有处分权的财产进行出资时，该出资行为的效力不宜一概予以否认。因为无权处分人处分自己不享有所有权（处分权）的财产时，只要第三人符合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条件，其可以构成善意取得，该财产可以终局地为该第三人所有。而出资行为在性质上属于处分行为，出资人用非自有财产出资，也属于无权处分，那么在公司等第三人构成善意的情形下，其也应当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这有利于维持公司资本，从而保障交易相对人的利益。所以解释（三）规定以不享有处分权的财产出资的，出资行为的效力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而对实践中出资人用贪污、挪用等犯罪所获的货币用于出资的，尤其应防止将出资的财产直接从公司抽出的做法，此时应当采取将出资财产所形成的股权折价补偿受害人损失的方式，以保障公司资本之维持、维护公司债权人利益，所以解释（三）明确规定此时法院应当采取拍卖或变卖的方式处置该股权。
督促股东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保障公司资本的充实是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一个重要目的，解释（三）具体是通过何种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的？
答：出资义务是股东对公司最基本的义务，股东未尽出资义务既损害公司利益，也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督促股东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是本解释（三）的一个重要任务。前面谈到的我们设定非货币财产出资到位的判断标准，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促使出资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总的说来，在促使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方式上，解释（三）表现出了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其一，拓宽了出资民事责任的主体范围。第一，将公司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对股份公司场合中其他发起人的连带出资义务也适用到有限责任公司场合，即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如果未按章程规定缴纳出资的，发起人股东与该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第二，规定增资过程中股东未尽出资义务的，违反勤勉义务的董事、高管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三，由于协助股东抽逃出资行为的非法性更甚于未尽勤勉义务催收资本的行为，所以我们规定抽逃出资时协助股东抽逃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管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应承担连带责任；第四，规定在第三人代垫资金协助出资人设立公司、双方约定验资成立后出资人抽回资金偿还该第三人的情形下，在出资人不能补足出资时，该第三人应与出资人承担连带责任；第五，未尽出资义务的股东转让股权时，知道该未尽出资义务事由仍受让股权的受让人应当与该股东承担连带责任。
其二，明确并拓宽了请求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主体范围。股东未尽出资义务时，公司法没有明确谁可以请求股东履行义务，一般认为公司当然可以请求。本解释（三）则明确并拓宽了原告的范围。第一，明确了公司可以提出请求；第二，规定了其他股东可以行使诉权，可以要求该股东或其他发起人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要求抽逃出资的股东或协助人员返还出资；第三，很多情形下也规定了债权人可以提出请求，要求未尽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责任，也可以要求公司发起人与该股东一起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还可以要求抽逃出资的股东承担同样的责任。
其三，明确了股东未尽出资义务时的责任包括利息责任。即股东未尽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时，该笔出资所产生的利息损失也属于股东等责任人的赔偿范围。另一方面，解释（三）也明确规定了股东等责任人对公司、对公司债权人的此种责任是一次性的责任，而不是重复责任，股东等责任人向公司或债权人已经承担前述责任后，公司或公司其他债权人不得再次请求其承担同样的责任。这一规定可以解决实践中对此存在的分歧。
其四，限制了股东在出资民事责任中的抗辩。首先是诉讼时效抗辩的限制，明确规定股东的出资义务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未尽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的股东，不得以该义务已经过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其次是身份抗辩的限制，即股东不得以自己仅为名义股东来抗辩出资义务的履行，即使其为名义股东，我们认为其也应履行出资义务。
除了上面谈到的以诉讼的方式促使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外，解释（三）是否还规定了其他的方式？
答：股东未尽出资义务，利害关系人可以以诉讼的方式维护相应的利益。但诉讼毕竟不是一种经济便捷的方式，本解释（三）在制定过程中也充分考虑了这一问题，并在实质上确认了公司的一些更直接的救济方式。主要体现在：
其一，为保障股份公司资本尽快充实，实质上授予了发起人的另行募集权。本解释（三）第六条规定股份公司认股人到期未缴纳出资，经发起人催缴后逾期仍不缴纳，发起人向他人另行募集该股份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募集行为有效。
其二，从司法上认可了公司对未尽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的股东所设定的权利限制。我们借鉴了境外一些公司法所规定的股东权利限制制度，明确规定公司通过公司章程或股东会决议，对前述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进行相应合理限制的，人民法院不得否认该限制的效力。
其三，总体上确认了股东资格解除规则、并设定了相应的程序规范。实践中有的公司虽采取前述手段但股东仍不履行出资义务，为了保障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利益，我们在股份公司的场合规定了发起人的另行募集权，相应地，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场合，本解释（三）规定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解除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资格的，人民法院不得否定该解除行为的效力。这实际上认可了公司对该股东资格的解除。由于这种解除股东资格的方式相较于其他救济方式更为严厉，也更具有终局性，所以我们将其限定在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的场合。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部分出资的股东不适用该种规则。股东资格解除后，由于该股东所认缴的出资依旧处于空洞状态，为向公司债权人传达更真实的资本信息、保证债权人利益，此时法院应当向公司释明：要么将资本中该股东未出资部分的“空洞”数额减下来、即减资，要么将该“空洞”补起来、即由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缴纳，这些是公司后续的义务。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为什么要专门规制抽逃出资？
答：抽逃出资是严重侵蚀公司资本的行为，公司法明文禁止股东抽逃出资。实践中，有的股东采取各种方式从公司取回财产，这些行为往往具有复杂性、模糊性和隐蔽性等特点，但由于公司法没有明确界定抽逃出资的形态，也没有明确规定抽逃出资的民事责任，这使得这些行为中哪些构成抽逃出资常常难以判断，当然也就更难认定行为人的民事责任。从目前的情况看，各地法院对股东抽逃出资的认识分歧较大，没有形成统一的认定标准。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当前股东抽逃出资主要采取直接将出资抽回、虚构合同等债权债务关系将出资抽回、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等方式，这些行为常常是故意、直接针对公司资本进行的侵害，但又囿于举证的困难使得其在个案中很难被认定。我们在本解释（三）中对抽逃出资进行了明确界定，将实践中较为常见的一些资本侵蚀行为明确界定为抽逃出资，在此基础上我们又规定了抽逃出资情形下的民事责任。由于抽逃出资导致的法律后果与未尽出资义务导致的法律后果基本相同，所以我们对抽逃出资的民事责任作了与未尽出资义务的民事责任基本相同的规定。
需要说明的是，也有观点认为法院不应推定出资人上述从公司获得财产的行为必然都是故意、直接地针对“资本”进行侵害，有的可能是侵害公司“资产”，而侵害公司资产的行为应当通过侵权行为制度或关联交易制度来解决，与抽逃出资关系不大。这些行为有些不会对公司资本造成损害，不属于抽逃出资。经反复研究，考虑到实践中有的出资人在出资后采取各种方式获得公司资产，而目前公司法中并未建立完善的关联交易制度，且这些行为通常都有损资本的维持，所以我们目前仍然保留了对抽逃出资的界定和列举。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除了督促股东依法履行出资义务之外，在股东权利的保障上是否有相应的规定？
答：一般认为，股东向公司依法缴纳出资后，就履行了其对公司的义务。股东也当然应当从公司获得相应的权利，公司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将股东的名称在相关文件上登记记载等。这些内容实际上也是公司对股东的义务。实践中，很多公司并未依法履行这些义务，这既侵害了股东的权益，也会给股权的稳定性产生影响。故我们在解释（三）中规定，公司未尽上述义务时，股东有权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履行该义务。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为什么要对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进行规定？对该双方间的利益平衡有怎样的考虑？
答：商事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公司相关文件中记名的人（名义股东）与真正投资人（实际出资人）相分离的情形并不鲜见，双方有时就股权投资收益的归属发生争议。我们认为，如果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约定由名义股东出面行使股权，但由实际出资人享受投资权益时，这属于双方间的自由约定，根据缔约自由的精神，如无其他违法情形，该约定应有效，实际出资人可依照合同约定向名义股东主张相关权益。故我们在解释（三）作了此种规定。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名册中的记名，是名义股东（即记名人）用来向公司主张权利或向公司提出抗辩的身份依据，而不是名义股东对抗实际出资人的依据，所以名义股东不能据其抗辩实际出资人。同样，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虽然规定未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但我们认为在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就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名义股东并不属于此处的“第三人”，所以名义股东不得以该登记否认实际出资人的合同权利。
在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间，实际出资人的投资权益应当依双方合同确定并依法保护。但如果实际出资人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等，此时实际出资人的要求就已经突破了前述双方合同的范围，实际出资人将从公司外部进入公司内部、成为公司的成员。此种情况下，参照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我们规定此时应当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
在存在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的情形下，如何保障相关第三人的利益？
答：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股东姓名或名称未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所以第三人凭借对登记内容的信赖，一般可以合理地相信登记的股东（即名义股东）就是真实的股权人，可以接受该名义股东对股权的处分，实际出资人不能主张处分行为无效。但是实践中，有的情况下名义股东虽然是登记记载的股东，但第三人明知该股东不是真实的股权人，股权应归属于实际出资人，在名义股东向第三人处分股权后如果仍认定该处分行为有效，实际上就助长了第三人及名义股东的不诚信行为，这是应当避免的。所以我们规定实际出资人主张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应按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处理，即登记的内容构成第三人的一般信赖，第三人可以以登记的内容来主张其不知道股权归属于实际出资人、并进而终局地取得该股权；但实际出资人可以举证证明第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股权归属于实际出资人。一旦证明，该第三人就不构成善意取得，处分股权行为的效力就应当被否定，其也就不能终局地取得该股权。
当然，在第三人取得该股权后，实际出资人基于股权形成的利益就不复存在，其可以要求作出处分行为的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
股权转让后，未及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形成的名实分离的情形下，公司法司法解释（三）是如何保障第三人利益和受让人利益的？
答：上面谈了因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明确约定而形成的名实分离情形下、如何平衡各方利益的问题。实践中，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即原股东转让股权后，由于种种原因股权所对应的股东名称未及时在公司登记机关进行变更，此时原股东又将该股权再次转让。这种情况下，按照我前面所谈到的，第三人凭借对既有登记内容的信赖，一般可以合理地相信登记的股东（即原股东）就是真实的股权人，可以接受该股东对股权的处分，未登记记名的受让股东不能主张处分行为无效。但是，当确有证据证明第三人在受让股权时明知原股东已不是真实的股权人，股权权属已归于受让股东，在原股东向该第三人处分股权后如果仍认定该处分行为有效，同样也会助长第三人及原股东的不诚信行为，这也是应当避免的。所以我们规定受让股东主张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应按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
如果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知道上述情形，那么第三人可以取得该股权，受让股东的股权利益也不存在了，其可以要求原股东承担赔偿责任。而且，受让股东受让股权后之所以未及时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常常是由于公司的管理层（如董事、高管人员）或实际控制人等未及时代表公司向登记机关申请且提供相应材料而造成，此时，我们认为该类人员对受让股东的损失也有过错，应当对受让股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受让股东有过失的，可以减轻上述人员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宋晓明就新公司法适用中若干疑难问题答记者问－－研究公司法务 指导审判实践
（2007年）
2006年1月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新公司法”）施行。新公司法增加了一系列新的规定，对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保障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在审判实践中，如何理解并准确适用新公司法还存有许多争议之处。在新公司法施行一年之际，就如何理解和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记者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宋晓明（以下简称“宋”）。
记者：近年来，我国公司诉讼案件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与新的趋势，能否请您作一个大致的介绍？
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环境的总体改善并走入正轨，公司的独立人格越来越受到尊重。但与此同时，因公司制度运行而引发的争议和纠纷也越来越多。从发展趋势上看，公司诉讼案件的特点可以简要地归纳为两点：一是案件数量明显增加；二是案件审理的难度加大。在案件数量方面，不仅是其绝对数量的增加，而且还包括大量新类型案件的出现，例如，关于公司内部决策程序及决议效力的认定，小股东权益保护，股东间接权益诉讼，以及公司法人组织消灭诉讼等。由于公司法律关系的结构错综复杂，加之新类型案件增多，审判经验尚需积累，所以有许多案件在审理时难度较大。
记者：新公司法颁行以来，在公司诉讼日益增多、案情渐趋复杂的情况下，审判实践中哪些问题存在争议比较多？
宋：一般而言，公司诉讼中的“争议”主要涉及以下几种关系的协调及价值冲突。第一，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与公司对外交易关系如何协调的问题。公司对外担保及投资时，其内部决策的效力认定与外部交易效果的关系即是一个典型例子。第二，股东利益与公司利益两者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两者利益既相对独立又互有关联。在审理一些案件的过程中，在保护股东利益的同时不可能不考虑公司的利益。这方面的争议主要表现为：在保护股东权益时，法院的审判活动对公司事务的介入层面及深度如何把握。第三，公司外部主体之权利保护的程序设定问题。这主要关涉到“揭开公司面纱理论”的实务操作程序如何设定。
记者：股东资格是行使股东权的前提，新公司法第三十三条对此有所规定，在审判实践中如何把握相关内容的适用原则？
宋：新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较之前增加了两方面内容：一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行使股东权利的依据；二是未经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股东，如存在关于“股东资格”的内部约定或认定，则该约定或认定不得对抗第三人。这是审理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的原则，在具体案件中则要结合具体案情及证据作出判断。
具体而言，可以区分以下两种情况处理。第一，就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而言，股东可以凭借《股东名册》上的记载，行使股东权利。如果《股东名册》没有记载，股东可以依据出资协议书、出资证明书、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章程等证据，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并要求公司记载于《股东名册》。第二，在审理涉及“已登记股东”的股东资格确认案件时，应强调“登记资格优先”的原则。但以非法手段骗取登记或伪造登记的情形，则不受该原则保护。
当然，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可能还要复杂一些，上述两种情况只是原则上的划分。具体到个案时，应结合权利人的具体诉求进行具体分析和判断。
记者：股权转让是审判实践中大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请您介绍一下相关问题的处理情况？
宋：有关“股权转让”的案件还可以具体区分为几种不同类型的纠纷。一是转让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如请求履行转让合同，请求支付股权转让款并赔偿损失（或支付违约金），或者请求解除转让合同，请求认定转让合同无效，等等。总之，这类纠纷主要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审理，同时个案审理也要兼顾新公司法上的特别规定及原则。二是涉及保护公司内部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诉讼纠纷案件。例如，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时，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但关于购买价格如何确定，是以对外转让合同的价格，还是以公司净资产重新进行评估确定价格，实务中争议较大，有必要尽快统一认识。再如，股权转让合同履行完毕，因出让股东未履行向公司其他股东的告知义务，公司其他股东主张合同无效并请求行使优先购买权纠纷案件，对这类案件，有些法院认为应当首先审查公司章程是否有约定，公司章程有约定的，按约定处理；公司章程没有约定时，应当考虑合理期限，在股东名册或者工商登记作出变更超过一定期限时，其他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可以考虑不予支持。三是因转让瑕疵出资股权引起的纠纷案件。受让方如果明知出让方出资存在瑕疵仍受让股权时，对未按期足额的欠缴出资部分，应承担连带补充责任，相反，如果受让方对此不知情，不应承担责任，并且也有权以此为由请求撤销股权转让合同。四是隐名、显明股东转让股权引起的诉讼案件。这类案件情况比较复杂，隐名与显明股东之间是合同关系，具有相对性。通常情况下隐名股东与显明股东之间的约定，不能对抗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也不能对抗第三人。五是股权的善意取得纠纷案件。公司股权被无权转让后，受让方主张善意取得公司股权。审理这类案件时，既要考虑公司法律关系具有外观公示的特点，又要注意善意取得制度的基本原理，依法保护公司股东和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记者：从公司诉讼案件的司法实践来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纠纷尤其是股东出资瑕疵引发的出资纠纷占相当大的比例。新公司法对此作了一些规定，请您谈谈如何进一步增强这些规定的操作性？
宋：应该说，公司法关于“出资”及“瑕疵出资”等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规定。针对实践中经常出现的未出资、未完全出资等情形产生的纠纷，新公司法主要调整未出资股东（包括未完全出资股东）、已出资股东、公司三方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对于这类纠纷，基于股东出资协议的约定（或公司章程的规定）及公司法、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一般也比较容易解决。
但对于“未出资（包括未完全出资）”、“瑕疵出资”股东的股权是否予以确认的问题，理论及实务界争议比较大，主要存在三种主张，即“确认说”、“否认说”及“权能限制说”。如何确认这类股东的资格，今后相关的司法解释应予以明确。
此外，与“未出资（包括未完全出资）”、“瑕疵出资”情形有关的争议还涉及到新公司法第二十条“揭开公司面纱原则”的具体适用问题。在外国公司法的审判实践中，当股东严重出资不足、且公司不能对外清偿债务时，法院可能依据“揭开公司面纱原则”，判令股东对公司的债务向债权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判例规则能否被运用到我国的审判工作当中，目前也处在研讨阶段。
记者：股东代表诉讼是新公司法规定的新制度，其中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了前置程序，应当如何理解这一规定？
宋：从新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的字面理解，所称的“前置程序”只是法院在受理案件时，基于“理顺公司内部治理、强化公司决策机关（管理层）的责任意识”的考虑而掌握的一条具有“释明性”、“指引性”的条文，并非是一条强制性的规范程序，且其规定了“紧急情况”的例外。至于何为“紧急情况”？应由法官根据个案情况及“商业裁判准则”作出判定。如认为“不立即受理该代表诉讼案件，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损害”的，就应当直接受理股东提起的代表诉讼，而不受“前置程序”的约束。
之所以作出该“释明性”、“指引性”的规定，其意义在于鼓励并引导股东与公司保持有效的意思联络，促使股东在维护公司利益方面尽量与公司决策机构形成一致的利益认同，避免出现分歧。在规范董事、高管人员及关联债务人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时，要求公司从自身独立的人格和利益出发，维护其正当权益，进而实现最大限度地保护股东利益的目标。
记者：新公司法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时，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但是如何认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司法实践中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界定标准？
宋：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赋予股东提起请求解散公司的诉讼，实质上解决的是公司僵局问题。故股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事由，应该归结为由于股东或者董事的矛盾深刻，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正常的经营管理活动，使公司处于一种瘫痪的状态，如果任由此瘫痪状态继续，则会导致公司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这里所说的股东利益受损不是指个别股东利益受到损失，而是指由于公司瘫痪导致公司无法经营造成的全体出资者利益的损失。就目前我国司法实践和各国立法情况看，公司经营管理出现严重困难应当包括以下几种情形：（1）因公司僵局导致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持续无法召开；（2）公司股东在行使投票权方面陷入僵局，因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多数而持续不能作出有效的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3）公司业务持续处于显著停顿状态而产生无法恢复的损害或者有产生损害的可能的；（4）公司董事或实际控制人已经或正在或将以非法的、压制的、欺诈的方式行事，使公司财产的管理或者处分显著失策，危及公司存立的；（5）董事陷入僵局，且股东不能打破该僵局，导致公司可能或者正在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害的；（6）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僵局，在业务执行或代表公司上相互无法信任，有不得已的事由的等等。故股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时必须基于上述有关公司经营管理出现严重困难的声明，否则，不能作为解散公司之诉予以受理。即如果股东以公司经营严重亏损、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或者以其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未进行清算等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散公司的，人民法院均应不予受理。
我国新公司法之所以在第一百八十三条对公司僵局诉讼进行规定，旨在于弱势股东穷尽公司内部的救济手段后，运用司法手段调整失衡的利益关系。2006年以来，在审理公司僵局诉讼案件过程中，出现的争议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关于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法律地位问题。关于公司的法律地位问题，争议观点主要集中在公司是作为被告还是将相对方股东作为被告、公司作为共同被告或第三人问题。关于其他股东的法律地位问题，争议观点主要集中在其他股东是作为共同被告还是第三人问题。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对于公司僵局诉讼的诉讼标的及公司、其他股东与公司僵局诉讼的关系等问题，立法并无明确规定，理论界和实务界尚存争议。第二，关于是否应将调解作为法院审理公司僵局诉讼案件的必经程序问题。出现该问题的原因在于，新公司法并未规定调解为审理公司僵局诉讼的必经程序，但公司僵局的本质是公司成立的信用基础部分丧失或完全丧失，导致公司的股东无法继续将公司经营下去，公司僵局的形成更多的是人为因素，如未经调解即强令公司解散，或强制进行股权置换，则在履行过程中因股东之间的尖锐矛盾和公司管理机构的瘫痪而难以履行，增加当事人诉讼成本，可能导致公司财产的流失，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引发社会矛盾。基于平衡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等各方当事人利益的考虑，有观点认为，应将调解作为公司僵局诉讼的必经程序。
记者：能否就公司清算问题谈谈您的看法？
宋：公司清算包括解散清算和破产清算。解散清算和破产清算的分野主要在于公司启动清算程序时公司是否出现了破产原因，即出现破产原因的按照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破产清算程序进行清算，没有出现破产原因的按照公司法规定的解散清算程序进行清算。解散清算又分为自愿清算和强制清算。自愿清算由公司自行组织清算组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清算，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干预。强制清算是在公司解散后逾期不能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或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后故意拖延清算，或者有其他违法清算、可能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或者股东利益的情形时，由公司股东或者债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启动的清算程序，整个清算程序从启动到具体的清算均是在人民法院的主持干预下进行的。新公司法对公司解散清算虽然作出了相关规定，但在程序上规定得不够具体，操作起来存在一定困难。尤其是对强制清算中人民法院究竟如何组织清算、清算程序如何进行等，新公司法尚缺乏系统完善的规定。此外，公司清算纠纷案件中争议问题主要是公司清算义务人的法律责任问题。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作为公司的清算义务人在公司出现解散事由后依法负有组织清算的义务。围绕不履行清算义务，清算义务人将承担何民事责任，如何认定该民事责任等问题，目前争论较大。由于新公司法对上述问题未进行规定或规定得不明确，故在进行审理过程中，存在法律适用上的困难。上述问题还涉及到对公司法可诉性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哪些公司纠纷具有可诉性、受理条件为何尚有待明确。
当前，一方面，因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强制清算的案件需要解决，而各地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又缺乏完整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因清算本身更多的是程序性操作，需要有明确完善的法律依据方可完成，基于此，我们在积极呼吁立法机关尽快制定完善的清算法的同时，也在起草有关公司解散清算的司法解释指导目前的司法审判。
记者：针对新公司法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出台了公司法司法解释（一）。据闻，新公司法司法解释之（二）、（三）也在拟定过程中。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制定司法解释时的总体思路？
宋：继新公司法司法解释（一）之后，我们目前正在抓紧制定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三）。因公司法纠纷涉及的权利义务关系复杂、内容宽泛，如既有公司内部的法律关系，又有公司外部的法律关系；既涉及到公司的设立与终止，又涉及公司存续期间的经营管理和公司治理；既要贯彻股东的有限责任，又需要在特定情形下追究股东对公司债务的无限责任等等。故我们对新公司法司法解释的制定采取的是“分步走”的方式，即根据司法实践的需要，对亟待解决的问题先行调研，循序渐进，以提高工作效率。新公司法司法解释（一）主要是针对新旧公司法衔接适用中法律适用问题和股东请求撤销决议诉讼、异议股东请求收购股权诉讼以及股东代表诉讼这三类特殊案件的受理问题作出的相关规定。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和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目前也已拟定出征求意见稿。其中，司法解释（二）主要是就公司设立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公司机关会议决议无效和撤销、公司担保和投资、股东资格确认、股权转让、股东知情权和利润分配请求权、股东代表诉讼等几个方面作出的规定；司法解释（三）主要就强制清算案件的受理、清算组成员的指定和更换、清算组的议事规则、清算组成员的责任、公司财产的变价出售、清算方案的确认、清算期限和债权人的协定等作了相应规定。
记者：今后，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针对新公司法的适用还有哪些工作计划？
宋：今年，我们除了尽快推出上述两个司法解释外，现正在起草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主要是针对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控制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规避法律义务，逃避契约义务，以及关联公司中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以欺诈公司、虚假公司、工具公司、空壳公司等损害债权人利益等现象，就追究股东对公司责任作出相关规定。除此以外，我们还积极就商事登记法和清算法的立法向立法机关呼吁，期望通过相关法律的制定进一步完善我国公司法律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就《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答记者问
(2009年11月9日)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日前向本报记者介绍了《纪要》出台的背景，并就其中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解读。据悉，因受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影响，公司经营困难引发的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大幅增加，《纪要》进一步明确了该类案件的审理原则，细化了有关程序和实体规定。
问：最高人民法院就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召开工作座谈会并在此基础上专门出台《纪要》，请问背景是什么？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章对人民法院受理强制清算，以及清算组的职权、通知债权人、申报债权、确认清算方案、清偿顺序、剩余财产分配、清算程序与破产程序的衔接、清算报告的确认，以及清算组的责任和义务等作出了基本规定。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二十二条《与公司有关的纠纷》第261款也明确规定了公司清算纠纷这一案由。各地人民法院在根据上述规定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的过程中，陆续向我院反映，鉴于上述规定比较笼统，以及强制清算案件非讼性特点等原因，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缺乏具体、翔实、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导致各地法院案件审理进展困难，且存在执法尺度不一的状况。虽然我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在公司法的基础上已对程序性规范作出一定规定，但仍然无法满足审判实践的需要。一些高级法院自行出台了有关公司强制清算方面的规范意见，以解决本辖区内审理相关案件规范依据不足的问题。
在当前因受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影响，许多公司资金链断裂、经营严重困难、公司大量解散的背景下，债权人、股东和公司的利益纷争和矛盾不断激化，人民法院受理的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呈激增状态，商事审判工作面临新的挑战。为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商事审判的职能作用，指导各级人民法院正确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规范市场主体退出机制，维护市场运行秩序，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我庭在充分调研，并就相关问题征求专家学者和我院有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于2009年9月15至16日在浙江省绍兴市召开全国部分法院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与会同志结合各地法院审判经验，通过认真讨论，就有关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达成了共识，形成该《纪要》。
问：《纪要》将坚持清算程序公正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应当遵循的首要原则予以明确，是基于何种考虑？
答：程序法一直被视为实体法的辅助法，随着程序独立价值的日益彰显，程序保障或者程序正义的呼声越来越高，人们逐渐认识到，没有程序保障的实体正义不是真正的正义。公司强制清算主要是一种程序制度，其所规范的是公司清算过程中各相关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合理秩序，目的在于在公平、公正的秩序中寻求各方利益的平衡，通过清算程序有序地结束公司存续期间成立的各种法律关系，合理调整众多法律主体的利益，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因此，公司强制清算更需要程序的保障。
坚持清算程序公正原则，要求整个清算程序都必须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做到程序严密、程序合法、程序正当。这就要求人民法院将清算程序的全部过程置于法定程序之下，不能出现没有程序保障的真空状态，即使在法律难以进行细密规范的操作进程中，也要恪守正当的程序理念。
这里，我想再明确一下，缺乏细致的清算法是我们出台该《纪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强制清算的审理和其他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不同，法官自由裁量的余地很窄，很多问题需要有明确的规范依据。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将坚持清算程序公正原则作为首要原则予以明确，要求各级法院在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时，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坚持在程序正义的基础上实现清算结果的公正。
问：《纪要》专门对公司强制清算案件的案号管理进行了规范，是基于何种考虑？
答：案号问题表面看似简单，但实践中确有一些问题亟待规范。有的法院原先是按照一般的民商事案件确立案号，如此，一是无法体现公司强制清算案件的非讼特点，导致法院在适用诉讼程序中错误适用一般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如当事人以起诉书方式提起公司强制清算申请，法院以判决书方式判决公司清算，当事人又依据法院判决向执行机关申请强制执行等等；二是在法院内部绩效考核时无法准确确定审理法官的工作量和审结率、未审结率等，由于公司强制清算案件是对公司存续阶段形成的所有法律关系的概括性了结，审理这类案件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按照普通案件确立案号统计工作量不利于这类案件的审理。
因此，我们参照企业破产案件案号的管理，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的案号确定为“清”字号。而且，考虑到申请人向法院提交强制清算申请后至法院裁定受理强制清算申请前，法院要进行大量的质证审查工作，因此，又将“清”字号案件区分阶段确立为“清（预）”字和“清（算）”字两种。这样，一是在案件进展阶段上即受理还是没有受理做了区分，二是在程序逻辑上进行明确，以此保障法院受理前听证程序的顺利进行，三是在工作量统计上也更加客观准确。
问：《纪要》对于强制清算的申请、审查和受理做了细致的阐述，这其中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答：如前所述，公司强制清算案件与一般民商事案件不同，在是否受理的审查中涉及很多内容，在这点上类似于企业破产案件的受理。因此，《纪要》一方面明确了申请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清算时应当提交的有关材料，包括清算申请书、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享有债权或者股权，被申请人已经发生解散事由的有关证据，以及公司故意拖延清算，或者存在其他违法清算行为可能严重损害其利益的相关证据材料；另一方面，又对法院应当仅仅围绕申请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进行听证审查予以明确，目的在于依法裁定是否受理公司强制清算申请。对于申请人具备了公司法及公司法司法解释二所规定的债权人或者股东资格，公司确实已经发生了解散事由，以及公司应当自行清算而没有自行清算或者违法清算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作出受理强制清算申请的裁定。反之则应裁定不予受理。
这里要特别强调两点，一是被申请人就申请人对其是否享有债权或者股权，或者对被申请人是否发生解散事由存在异议的，原则上应当另案予以解决，解决后再行决定是否受理强制清算申请，对于已有生效法律文书或者明确解散事由的除外。二是申请人以其为公司实际出资人为由申请强制清算，但不能提供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其为股东等证据材料的，其不符合申请强制清算主体资格，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另行诉讼或者通过其他途径确认其股东身份后再行申请强制清算，其坚持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
问：实践中，普遍存在被申请人解散后不依法清算，故意逃废债务，导致法院因被申请人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或者人员下落不明而无法清算，对此，人民法院应如何应对？
答：这种非诚信现象在现实社会中确实存在，对此，我院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和第二十条，以及法释〔2008〕10号《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已作出相应规定，我们在《纪要》中对此又做了进一步明确和补充。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于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清算或者强制清算的案件，人民法院不能因为被申请人的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或者被申请人人员下落不明无法进行清算为由不予受理。申请破产清算的，人民法院也不能以债权人无法举证证明债务人出现了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破产原因为由，不受理债权人的申请。
第二，人民法院依法受理破产清算申请或强制清算申请后，应当依据企业破产法和公司法有关规定，要求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以及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等有关人员提交企业真实的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情况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经过法院释明以及采取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后，被申请人的有关人员仍然不提交上述材料或提交的材料明显不真实、不全面，导致根本无法清算或无法全面清算的，对于尚有部分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可以进行部分清偿的，法院应当就现有财产进行公平清偿，然后以无法全面依法清算为由终结清算程序；对于没有任何财产、账册、重要文件，被申请人人员下落不明的，法院应当以无法清算为由终结清算程序。
最后，因无法清算或者无法依法全面清算而终结清算程序，与依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依法清算，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分配而终结破产清算程序，其法律后果是截然不同的。因依法清算，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分配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的结果，是剩余债务不再清偿；债务人仅以其破产财产为限承担责任，债务人破产清算程序终结后，除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二年内发现有依法应当追回的财产或者债务人有应当供分配的其他财产的，可以追加分配外，对于债务人未能依破产程序清偿的债务，原则上不再予以清偿。而因债务人的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债务人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清算而终结的，虽然债务人的法人资格因清算程序终结而终止，但其既有的民事责任并不当然消灭，而是应当由其清算义务人承担偿还责任。
鉴于此，《纪要》明确，人民法院以无法清算或者无法全面清算为由裁定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应当根据申请人的不同在终结裁定中分别载明，债权人可以另行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的规定，要求被申请人的股东、董事、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对其债务承担偿还责任；股东可以向控股股东等实际控制公司的主体主张有关权利。这里，债权人因债务人的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义务导致无法清算或者无法全面清算时向债务人的清算义务人主张权利的范畴是明确的，因此，债务人的清算义务人的责任范畴也是确定的。但是，因控股股东等实际控制公司的主体的原因导致无法清算或者无法全面清算，股东因无法获得应有的剩余财产分配而向控股股东等实际控制公司的主体主张有关权利时，其权利范畴的界定是个问题，对此，我们考虑可以通过举证责任倒置来解决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问题，即在控股股东控制公司的前提下该清算不清算，或者不依法提交有关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情况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导致无法清算或者无法全面清算，其他股东起诉请求控股股东等实际控制公司的主体返还出资并承担损失的，除非控股股东等实际控制公司的主体能够充分证明公司已经资不抵债没有剩余财产进行分配或者不能返还出资，或者虽然公司有剩余财产可供分配但数额低于权利人主张的数额，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其诉请。
问：强制清算和破产清算同为法人退出机制中的清算程序，且都是在法院主导下进行的司法程序，请问这两个清算程序有什么区别和关联？人民法院在适用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答：在分类上，公司清算分为解散清算和破产清算，强制清算属于解散清算的一种，是在自行清算不能的情况下启动的一个司法清算程序。公司出现解散事由时，如果公司财产足以偿还全部债务，公司应当通过解散清算（包括自行清算和强制清算）清理所有债权债务关系，全额清偿完毕所有债务并且分配完毕剩余财产后终止法人资格。如果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公司应当通过破产清算程序，公平清偿债务后终止法人资格。强制清算程序是以全额清偿债务为前提的，而破产清算是因不能全额清偿债务从而按照一定的先后顺序清偿债务，对同一顺序的债务在破产财产不够清偿时是按照比例进行清偿的，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公平受偿。
由于强制清算程序启动的前提是公司财产尚足以偿还全部债务，因此，强制清算程序的启动不具有冻结清算中公司财产的效力，对于强制清算中公司的给付之诉和强制执行等，原则上不具有停止功能。而破产清算因其启动的前提是公司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因此，破产清算程序一旦启动，一是所有针对破产企业的给付之诉不得再行提起，对于申报债权过程中所产生的争议只能提起破产债权的确认诉讼，二是所有针对破产企业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所有债权债务关系一并归入破产清算程序中一揽子解决，以此保障全体债权人的公平受偿。实践中，由于启动强制清算时公司财产是否足以偿还全部债务更多是从账面体现出来的，而在清算变现企业财产、追收债权、转让股权等过程中，账面财产和实际变现财产可能会出现差额，甚至差距甚大，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进入强制清算程序后，公司财产变现后事实上无法全额偿还全部债务的情形，这时就面临着强制清算向破产清算的转化。
在强制清算程序与破产清算程序的衔接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公司强制清算中，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时，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应当首先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七条的规定，与债权人协商制作有关债务清偿方案并清偿债务，以此避免进入费时、费力、费钱的破产清算程序，提高公司清算效率，充分保护债权人利益。
第二、如果债权人不能协商一致形成债务清偿方案，清算组应当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八条和企业破产法第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
第三、前已述及，由于公司强制清算的前提是财产足以偿还全部债务，因此，强制清算程序的启动并无冻结公司财产的效力，强制执行行为和个别清偿行为在申报债权后是可以进行的。如果有关债权人认为公司事实上已经出现破产原因或者存在不能清偿全部债务的重大嫌疑时，为阻却个别清偿和个别执行，防止最终公司财产无法清偿所有债权人的债权而有损其利益的，可以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二条和第七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另行提起破产申请，人民法院对此申请应当依法进行审查。权利人的破产申请符合企业破产法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裁定予以受理。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后，应当裁定终结强制清算程序。
第四、强制清算转入破产清算后，要注意做好两个程序的清算机构、清算费用、清算事务等的衔接。对于强制清算清算组中的中介机构或者个人成员，除存在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等不宜担任管理人或者管理人成员的情形外，人民法院可根据企业破产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指定该中介机构或者个人作为破产案件的管理人，或者吸收该中介机构作为新成立的清算组管理人的成员，以便通过清算成员的衔接实现清算事务的衔接。上述中介机构或者个人不宜担任破产清算中的管理人或者管理人的成员的，原强制清算中的清算组应当及时将清算事务及有关材料等移交给管理人。公司强制清算中已经完成的清算事项，如无违反企业破产法或者有关司法解释的情形的，在破产清算程序中应承认其效力。同时作为强制清算清算组成员和破产清算管理人或者管理人成员的中介机构和个人，在公司强制清算和破产清算中取得的报酬总额，不应超过按照企业破产计付的管理人或者管理人成员的报酬。人民法院收取强制清算申请费后，转入破产清算程序后不再另行计收破产案件申请费；收取的强制清算案件申请费超过30万元的，超过部分不再收取，已经收取的，应予退还。
就《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答记者问
(2006年5月1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已由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并自2006年1月1日起实施，5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又颁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以下简称《规定（一）》。日前，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
问：制定该《规定（一）》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答：修订后的公司法对原公司法作了较大修改，在总体结构上由原来的十一章增加为十三章，由原来的230条减少为219条，其中，新增加44条，修改91条，删除13条。公司法对涉及公司法律关系的一些民事权益制度做出了重新安排，更加尊重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取消了不合时宜的国家强制性管理规定，增加了公司治理结构的程序规范，规定了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民事责任，注重保护中小股东民事权益。
修订后的公司法增强了保护民事权益的可诉性，如关于公司设立、股东出资、股权确认、股权转让、股东权益直接诉讼、股东代表诉讼以及关联交易和公司人格否认等，在发生争议或者相关人员认为权益被侵害时均可以行使诉权。当然，新颁布的公司法也只是定位在修订层面上，对有些问题的规定仍然过于原则，特别是公司法是集行为法、组织法和程序法于一身，而民事诉讼法又在修订过程中，这就提出了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如何在司法程序中准确理解公司法立法原意，进一步统一裁判尺度的问题。公司法实施后，人民法院受理的公司诉讼案件类型将会大量增多，很多问题都需要根据立法原则作出司法解释。当前急需解决的是新旧法衔接和法院受理方面的问题。为此，我们对目前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进行解释，对其他有关方面的问题，我们将加大调研力度，及时总结审判实践经验，并在后续的工作中择机陆续出台。
2005年10月27日公司法修订并审议通过后，最高人民法院即向全国法院发出通知，要求广大法官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公司法，加强培训工作，与此同时，完成了最高人民法院《规定（一）》的起草工作，并严格按照制定司法解释的程序，先后召开法院系统、学术界和律师界的论证会。在广泛征求意见和论证的基础上，我们又征求了院内相关部门和国务院法制办、全国人大法工委的意见，最后，报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问：该《规定（一）》对修订后的公司法和原公司法在适用问题上是如何做好衔接的？
答：新法颁布后，往往存在新旧法在适用上的衔接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通常情况下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当时合同法、担保法、票据法等法律颁布后，最高人民法院为解决新旧法律适用上的衔接问题，曾经以司法解释或者通知的方式，对此问题作出了规定，公司法修订后，我院根据以往工作惯例，对修订后的公司法和原公司法在适用衔接上作出了三个方面的规定：一是明确公司法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公司法实施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和新受理的民事案件，其民事行为或事件发生在公司法实施以前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二是因公司法实施前有关民事行为或者事件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如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时，可参照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三是对公司法实施前人民法院已经终审的案件依法进行再审时，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不适用修订后的公司法的规定。
问：《规定（一）》对以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和第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事由起诉时超过期限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是如何考虑的？
答：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第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自股东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六十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从上述规定看，公司法分别对股东因规定事由提起诉讼的期限作出了限制性规定，但对超过该期间后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如何处理的问题，公司法没有规定，需要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明确。在起草过程中，我们对这两条涉及的期间性质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学术界和实务界多数意见认为，这两个期间既不是诉讼时效也不是除斥期间，并且我国行政法规中也大都有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间限制，对这个期限亦没有定性。因此，无论对该期间性质如何认定，目前均缺乏法理依据，且目前法院的立案制度采取的是审查制，从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节约司法成本的角度综合考量，对起诉超过上述规定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故《规定（一）》采纳了这种意见。
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的连续持股180日的计算方法是如何确定的？
答：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提起诉讼的持股比例和持股时间，但没有规定持股时间起算点和当时持股与连续持股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涉及原告资格。
对持股时间的起算点，多数意见认为应当采取简单方便并且是放宽计算的方法，即自股东起诉之日向前推算满180日即符合持股时间。
对于起诉人在侵权行为发生当时是否必须持股的问题，征求意见过程中，多数意见认为此问题应不作规定，主要理由是侵权行为情况比较复杂，侵权行为发生的时间有时也难以界定，有的甚至是持续性的，如果规定当时持股，其程序性审查需要占用更多的司法资源，加大司法成本，更重要的是股东代表诉讼是为了维护公司的整体利益。另外，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对股东代表诉讼限制性规定应当与公司制度发展状况和诉讼案件发生情况相适应，我国现阶段股东代表诉讼案件还不是很多，对股东代表诉讼尚不需要作出更加严格的限制，这样规定有利于促使公司依法经营管理，亦有利于提高股东的维权意识，因此，以不规定侵权行为发生时持股原则为宜。至于在诉讼过程中丧失股东资格的，可以依照公司法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驳回起诉。
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是指多个股东股份数额的合计，该问题同样涉及到原告股东资格问题，本《规定（一）》明确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是指两个以上股东持股份额的合计。对该类案件的受理，可能会出现共同原告提起诉讼的问题。